政治因素纏繞，增添複雜度

在回臺灣前，我就做好完全的心理準備，這是一個燙手山芋，怎麼做都有人會批評的。藍軍要我回來，綠軍說我是藍軍大選時的“紐約連宋海外後援會”的榮譽主席，所以我可能會偏袒國親這邊……還有人質疑我和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及公安部門的關係很好，一定會偏袒大陸，不會講是中國大陸派人來的。也有人懷疑，我和當局的正、副領導人及許多民進黨當局的高層人士也有交往，我和他們及現任的警政署長、警察局長的關係都不錯，我會不會偏袒民進黨，幫著他們講什麼話。面對種種猜測，我要說的是：我這一生都是站在科學證據的客觀立場說話，根本不會偏袒哪一方面！讓證據說話，是我唯一的準則。

——李昌鈺

我這一生協助世界各地的警察機關辦過很多案件，其中也有一些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像是克林頓和白宮助理萊溫斯基的緋聞案、白水案、南斯拉夫總統遇刺案、泰國國會議員舉槍自殺疑案等，甚至協助重新調查肯尼迪遇刺案等特殊案件。但是，這些案件都沒有像“3·19”槍擊案這樣，給我這麼大的壓力。或者是因為我的身份是中國人，或者因為這起案件在臺灣社會引起的高度關注，以及信者與不信者間的嚴重分歧，也或者因為媒體過度報道，加上遭到槍擊的物件是臺灣當局領導人，案發時間又是選舉投票前一天這個最敏感時刻，使得這個案子沾染太多、太複雜的政治因素。槍擊案後，選舉照常舉行，最終###以極些微的優勢當選，槍擊案儼然成為影響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

正因為如此，“3·19”槍擊案從發生的那一刻開始，就有太多的揣測、太多的說法。面對各種揣測和說法，民眾往往會依照個人偏好“擇其所信，棄其所不信”。

對綠軍（泛指民進黨及臺聯人士）而言，反應也很複雜：一方面他們很意外、很激動，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甚至立刻傳出耳語，指稱這是藍軍（泛指國民黨、親民黨人士）搞的鬼；另一方面綠軍也暗中盤算，這麼一來是不是選舉的勝算就會增加。對藍軍而言，也是百味雜陳，非常錯愕，不知道情況究竟如何，真相到底是什麼？對當局正、副領導人遭到槍擊，理應視作臺灣重大危機，全民一致響應，但民眾心裡又不得不懷疑，怎麼會在藍軍選情一片看好的關鍵時刻，發生這麼重大的政治治安事件？這麼一來，選舉會不會翻盤逆轉？再加上“大陸派遣間諜刺客，意圖製造紛亂事件”、“黑道大哥介入，以免賭注一面倒”的謠言滿天飛，一時間眾說紛紜。

“3·19”槍擊案如何發生？過程是什麼？出自什麼動機？當時都沒人知道。坦白講，藍綠雙方都是處於利弊難料的情境之中。當時，藍營內部曾經討論是否建請暫停選舉，但依法得臺灣領導人發生生命危機時才能終止選舉。最後，藍營選擇了讓選舉繼續，但是暫停競選活動，算是尊重了“國安單位”的危機處理。

相對的，“國安會”和“總統府”在“3·19”槍擊案發生後，立刻啟用所謂的“國安機制”，這也是後來引發重大政治爭議的主因之一。什麼是“國安機制”？是否因為啟用了“國安機制”而限制了軍警的投票權？既然“國安會議”決定選舉繼續進行，“國安機制”的啟用是否成為藍、綠陣營聲稱停止選舉活動之後唯一的造勢活動？當時稱之為啟用“國安機制”，事後卻指“只是一個會議”的說法，到底“啟用”了哪些積極作為？槍擊現場未能妥善保全，當局的正、副領導人因槍傷送醫過程及醫療情形，甚至連當局領導人安全維護都備受質疑。為什麼安全管制會如此鬆散？當局的正、副領導人為何會同車，以致同時遭到槍擊？疑點問題處處，而所有的疑點問題都沒有答案，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註定在選後發酵，從而擴大了政治爭議。

政治爭議增加了“3·19”槍擊案偵辦的難度，但此種紛爭和“3·19”槍擊案的真相無關，鑑識人員的鑑定和政治人物的立場更應該無關。在調查“3·19”槍擊案的過程中，政治問題應該擺在一邊，不論個人政治偏好是什麼，鑑識科學是絕對中立、不分黨派、不問藍綠的。

朝野藍綠爭相邀請回臺

初聞槍擊事件，我的心情異常沉重。我有不少外國朋友始終有個印象：臺灣議會動輒肢體衝突，臺灣的政治很野蠻。如今竟然發生在臺灣大選期間，當局的正、副領導人同時遭到槍擊的事件，既讓人震驚，又感到不可思議。當時，海內外不少人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海外，幾乎不會有當局的正、副領導人同車甚至同時出席一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