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政黨接過話茬，說：“葛隱騫女士提到董憲章很有本事，我認為是一種奉承，是場面上說的話。前幾天去拜訪我的導師，他老人家笑我是‘洋人’，我說我是‘養人’和‘羊人’。我在拉美的時候聽過了這麼一回事，有一隻美洲虎在公園裡圈養久了，便想逃離，終於有一天衝出籠子，躲過了搜尋的部隊，來到了無人發現的地方，美洲虎溜達遊蕩，自由極了，可是時間久了，肚子會餓，在這曠無人煙的地方那裡覓食？一天可以，二天可以，三天以後等死，想來想去還是公園裡好，有人餵食，供人看一下又何妨，得出個結論是要尊嚴就沒肉吃，要肉就沒尊嚴。這美洲虎想回公園，終因體力不行，餓死在荒野。自己的肉還會被其他動物分食乾淨。我呂政黨，我的夫人白露露、董憲章、吳光懷都是六二年生的屬虎動物，兇猛一類。屬虎的天性就是肉食動物。肉食動物剛吃肉還不行，還要放野，放野的結果不是被餓死就是被獵人打死　，困在籠子裡供人欣賞可能還不至於那麼快死亡，我就是自願歸順的老虎，也叫‘養人’。此外，我又把自己叫作‘羊人’，羊是最馴服的，其實讀書人都是屬羊的，羊是靠人放養的，放養人就是你的主，你當多大的官，命運始終被人掣肘著，亡羊補牢，對羊絕不是好事情，堵了窟窿，防止了狼的侵犯，可羊長大後卻難逃放養人煮食的命運。所以，我又是‘羊人’。”說到這裡，大家黯然無言，呂政黨概括說：“一個人的本事有多大，這只是自作多情罷了。”

吳光懷說：“我們所處的社會是折騰時代、投機時代、兌現時代，我認為最確切的叫法是契約時代。契約化的時代不期而至。人的一生，職業是契約的，官位是契約的，家庭是契約的，連婚姻也是契約的，有的是自已簽訂，有的是別人在你生下來便為你簽訂，儘管有的人不敢正視間或無可奈何。人和人之間，只是一張白紙黑字的契約在維繫著某種情結、緣份、僱傭關係，表現為法律、道德、宗教　、巫術的驅使頤指。我們中的很多人信奉禮教，以躋身官場而區分三五不等，以附庸風雅而變得四六不痞。我年輕時接受的教育是，我們中國人的良苦用心在於認定人生下來是善的，之所以會惡，是因為經不住惡的利誘。而西方國家的人卻堅定地認為人生下來是惡的，之所以會善，是因為接受了善的教化。相反，一旦出現秩序紊亂，我們中國人在毫無證據的‘懷疑’中先扣一頂‘嫌疑人’的帽子，假定已經犯罪，去羈押、去審訊、去逼供、去銬打，叫你求生不成求死不得，如有證據採信，那是歪打正著，實在弄錯物件，放人還不行嗎？說不定還會有人稱呼包公轉世菩薩顯靈明鏡高懸。就算碰上敢於較真的冤家，不過打發幾個冤獄費，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西方國家的人不是這樣的，他們在沒有證據的‘懷疑’中打死也不敢給人扣上‘嫌疑人’的帽子，只會按照司法程式，預先假定沒有犯罪，只有在偵查到足以指控犯罪的證據時，透過司法程式，給人定罪。這一點避免了司法的隨意。看的多了，我常常想，人的命運是由官吏操縱的，那些豪華轎車下來端坐主席臺上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掌權派，光亮的服飾下是否也藏著頑症痼疾，間或紅腫潰爛、流膿滴血。”

吳光懷沒說完，白露露說：“看不出來，自命不凡的老夫子也有傷感的時候，談起不熟行的司法，談起不入道的官僚來了。我問你，你是葛隱騫的導師，還是葛隱騫是你的導師，申請重新認證。”吳光懷說：“透過與葛隱騫的接觸，使我懂得了生存的意義。”白露露說：“哎呀，看不出來，葛隱騫改變了吳光懷的生活。”

葛隱騫說：“生存的意義在哪？我是說不上來。早些時候，我以一個法制報特約記者的身份目睹了一起死刑案件的執行。死囚是一個大學畢業三年的青年教師，因為一次不經意的頂撞，遭到‘威信掃地’的校長記恨，接著是全體教師對他的‘鄙視’與‘不屑’，沒有人再跟他搭言。他很孤獨，想方設法逃離這遠隔都市的山區中學去南下打工，然而校長有言在先：‘我要讓他留在手下，過上一種生不如死的日子。’沒有人敢接納這位後生，他的努力付之東流。在一個秋日的黃昏，喝下兩斤白燒的後生用那把內蒙古籍大學同窗贈送的紀念刀，鋒利地刺向校長的頭顱，接著鋒利地砍向校長的身段，頓時地上成為一堆爛肉。行刑那天，死囚被五花大綁推出看守所，押上執行囚車，頭戴國徽大蓋帽的武警手持衝鋒槍對準死囚背部，‘砰、砰’兩聲脆響的彈粒蹦出之後，負罪的死魂走向不歸的遠途。我至今難以釋懷，那是一個白皮嫩肉後生，全村就出了這麼一個大學生，才24歲吧，就象剛出窯的粗坯，還沒塗上彩釉成瓷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