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戰友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後，我們彷彿很孤單，經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羅夫犧牲的訊息使我們感到非常震驚。他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再也不能和我們一起分享全面勝利的喜悅了。我們將永遠懷念庫茲馬·阿基莫維奇……

我們開始登上軍用列車，向西、向前線開去。第62集團軍轉移到北頓涅茨河的庫皮揚斯克地域。集團軍司令部在沃羅波諾沃車站上車。　白天，我到集團軍編成內各師上車的車站巡視一遍，黃昏時我來到沃羅波諾沃。

傳來機車的鳴笛聲、車輪的震動聲和有節奏的敲擊聲。我們每個人都默默地說：

“再見吧！伏爾加河！再見吧！你這飽經滄桑、受盡戰火煎熬和洗禮的城市！我們還能再見到你嗎？到那時你該是什麼樣子、再見吧！長眠在這塊浸染著鮮血的土地裡的戰友們！

我們就要向西挺進，我們的責任就是為你們報仇……“

我戎馬生涯中最艱難、最重要的一個時期，就這樣結束了。

北頓涅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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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會戰之後接連發生的事件的意義時，進軍柏林已成定局。我的思緒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它們使我確信，蘇聯軍人思想上的轉折——決不能再往後退！正是在伏爾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顯的地表現出來。

希特勒的將軍們和軍官們不會感覺不到蘇軍心理上的這種無形的轉折。

我作為原第62集團軍的司令員。也曾鄭重地宣佈過：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即在最後一名城市保衛者被打死的情況下，敵人才有可能佔領斯大林格勒。我們向黨、向人民發過誓言：“寧死不屈！”只有犧牲了才能使我們的解除誓言。這一信念的產生，不僅僅是由於對戰略形勢的認識，而且也是出於對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這是神聖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團軍將士們思想上的轉折。

《紅星報》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論中寫到：

“第62集團軍的震驚世界的頑強精神，使我統帥部有可能集結兵力，轉入進攻，重創龐大的德國法西斯部隊。”

………………

“第62集團軍的光榮將與世永存。幾年後，在炮彈翻耕過的戰場上，將長出嫩綠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將聳立起一座座嶄新明亮的大樓。那時，我們老戰士將會自豪地說：”是的，當年我曾在英勇的第62集團軍的旗幟下戰鬥過／“

我那時的激動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理所當然的自豪從來不會使人有思想負擔，但它也不會讓你高枕無憂，否則，你要受到良心的譴責。如果考慮到：當時消滅敵被圍集團的戰鬥還在進行，敵編成內有22個師、160個獨立部隊，共計33萬人；隨著合圍圈的縮小，他們被緊迫到遭到破壞了的城市的牆角里，但他們還相信，“頓河”集團軍群的強大的坦克兵團一定會接應他們。那麼，那些天我心情激動的原因，也就顯而易見了。我那時毫不懷疑，這場規模宏大的交戰，必將以敵人的全部覆滅而告終。然而，如果曼施泰因的部隊突破合圍圈，並與保盧斯部會合的話，那麼，第62集團軍還要付出多大的努力，還要經受多少次考驗呢？

這個問題不能不使我焦慮不安。其實，對於這個問題，不僅在當時，就是很久以後，在各級領導人中，也有不同的見解。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後差不多過了10年，即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這些事件交換了意見。

事情是這樣的：

我那時正在索契療養，午飯後，響起了電話鈴。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我有幸同誰講話？”

“我是波斯克列貝金夫。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講話。”

由於太突然，我有點慌張。很快傳來了低沉、平穩、人人都熟悉的、帶有喬治亞口音的聲音。斯大林問：“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樣？感覺如何？”

“休息得很好，感覺也極好。”我回答說。

“您能到我這兒來一下嗎？”斯大林問。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去！”

“現在就派車去接您。來吧！只是不要把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準備不到10分鐘。汽車來了。我們走了不長時間。

斯大林在門口迎接我。我下了車走到斯大林跟前，報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來了！”

他輕輕地把我的手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