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相同或相近的高度，於是，他們平衡了，並且最終結為夫妻。

許多年之後，當人們面對日益增多的離婚現象進行評述時，一個佔了上風的觀點是：婚姻其實是一樁交易，這樁交易的基礎是公平，什麼是公平？雙方綜合條件相當就是公平。當雙方中的一方條件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原來的平衡被打破，離婚就成為不可避免。

反對的一方說：不對，婚姻是以雙方的感情為基礎的，而交易最忌諱感情。

佔上風的一方說：感情也不是憑空建立的。感情也可以折算成平衡要素。條件變了感情也會發生變化。

事實上，雙方的觀點都沒有錯。婚姻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在雙方結婚前，精神的東西多，物質的成分少，結婚之後，成天跟柴米油鹽打交道，浪漫少了，現實多了，自然就是精神的東西少了，物質的東西多了。人們通常所說的“婚姻是愛情的墳墓”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按照這個觀點，那麼，離婚的主要原因是物質基礎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離婚與物質有關。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現在胡婭沁要與聶大躍離婚，就不屬於這種情況。

與大城市知識青年另一個差別是上山下鄉地點的遠近。像北京的上山下鄉到革命生地延安，上海的上山下鄉到雲南或黑龍江邊境。大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地方遠其實也是一種待遇，這種待遇是嶽洲這樣小地方的知青享受不到的，他們只能就地下放，下在本縣境內。由於比較近，所以就不需要乘火車而只要乘汽車就行，因此，當年聶大躍和胡婭沁他們下鄉時就少了火車站臺上熱鬧的歡送場面。但打鑼敲鼓是免不了的。當年聶大躍和胡婭沁就是與幾十個知識青年一起坐著汽車從城關鎮被打鑼敲鼓送到“東頭”的。

“東頭”位於京廣鐵路的東面，離城關鎮雖然沒有上河口和老雁窩那麼遠，但由於隔著一條京廣鐵路，並且當時沒有橫跨鐵路的立交，兩邊往來不方便，因此，給城關鎮人的感覺反而比上河口或老鷹窩更加遙遠、更加閉塞、更加偏僻。

當時“東頭”的官方名稱叫“東方紅人民公社”。聶大躍胡婭沁等幾十個知識青年直接被拉到公社。

公社其實就像一個小集鎮，標誌性的建築不是公社大院，而是大院旁邊那個大禮堂。聶大躍他們首先就是被安排在大禮堂裡面的。

公社大禮堂遠遠地看上去與城關的電影院沒有什麼兩樣，於是聶大躍當時還想：農村跟城裡差不多嘛。

聶大躍這樣想也是有根據的。上初中的時候，學校有一陣子特別喜歡搞憶苦思甜，搞到最後壓軸戲是吃憶苦飯。在吃憶苦飯之前，聶大躍想象著一定非常難吃。那時候有一種說法，說在萬惡的舊社會，廣大勞動人民乾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食。既然是“豬狗食”，能不難吃嗎？聶大躍沒有吃過“豬狗食”，但是他相信肯定是十分難吃。聶大躍當時是連長。所謂“連長”，就是他們那個學校那個年級的學生頭頭。既然如此，那麼就要吃苦在前。所以，當吃憶苦飯開始的時候，聶大躍拿出一種準備犧牲的精神，第一個衝上前，咬著牙，當眾開吃。剛開始沒有感覺，他下意識裡故意讓自己的味覺失靈，就像潛泳的時候故意使自己的呼吸系統暫時停止工作一樣。然而味覺系統與呼吸系統並不一樣，味覺是擋不住的，吃著吃著，短暫失靈的味覺又恢復了，但是，讓聶大躍感到吃驚的是：這些“豬狗食”一點也不難吃。不但不難吃，這些用野菜和黑麵做的窩窩頭其實還蠻好吃的。至少偶然吃一次的時候是好吃的。

根據這個經驗，聶大躍想：人家都說上山下鄉多麼可怕，其實也就是憶苦飯罷了，未必可怕。

進了公社禮堂之後，聶大躍才發現所謂的禮堂與城關電影院區別很大。原來這個公社禮堂也是圖有外表，外表像城關的電影院，裡面差遠了。事實上，禮堂裡面什麼都沒有，根本就是空空的，不僅主席臺上沒有云燈和幕布，而且整個禮堂裡面沒有凳子，一張凳子都沒有，完全是一快空地，一塊斜斜的土坡。聶大躍當場失望。好在他們全部都帶了行李，這些行李主要組成部分是一個揹包。那時候上學是開門辦學，在上山下鄉之前，他們多次學工學農學軍，還搞過野營拉練，所以，一個個揹包打得像模像樣，放在地上正好可以當凳子坐，和老照片上當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學員差不多。

高位出局　透資8（2）

聶大躍他們就那樣坐在揹包上聽公社書記做關於歡迎他們的講話。書記講完了之後，是送他們下來的縣上山下鄉辦公室的領導講話，最後，是聶大躍代表廣大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