兮，但這塊鹽鹼地儘管長不出一根青苗卻也有足夠的空間起一棟高入雲霄的文學寺院。於是，那些往昔成名的作家們仍然神氣活現地掛出以設定文學獎的名義而死扛著主流文學的金字牌匾，以欽定的資格來把握著評價中國當代文學成就的皇家玉璽，在這自家院子裡的一畝三分地上設定了“文學殿堂”，依舊一年一度地製造中國作家和生產獲獎作品，盡情地描繪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燦爛和輝煌。

揭開事物的表象，讓我們看清問題本質之所在。近二十多年來，主流文學不斷地“割地和賠款”給通俗文學，以至於到了今日不能自保的地步。從客觀存在的外在因素來看，似乎是由於改革開放後的市場經濟體制的介入和通俗文學本身具有大眾化的優勢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但如果從中國當代文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內在因素上看，我們的“主流文學”在對文學意義上的理解有著偏執狂的顯著特徵，最終造成了自身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缺陷，形同一個先天不足的殘疾人，其尚未在現代社會的文學競技場上亮相便早已註定了衰敗的結局。其理由大致可概括如下：

其一，過於強調文學內涵中的正面性，即作品要有“主旋律”的力量。我們從社會意識形態上的觀點出發，從而劃定了在文學創作中不可跨越的範圍，這實際上使中國當代作家們在創作意識上完全否定了文學是深刻揭示社會矛盾和剖析人類本性的銳利思想武器，最終的結果是演變為一部“歌頌至上”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而“傷痕文學”和“知青文學”是在極為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得以出現和繁榮的一種文學現象，其存在的根本意義就是對僵化的當代文學創作模式的一種反叛行為。不過，其所形成的掙脫創作模式和束縛的衝擊波顯得微乎其微，仍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當代文學由於慣性力量的作用而延續下來的固有文學狀況。至今為止，所有凡是涉及到揭示現代社會中各種矛盾和揭露一些醜惡行為和現象的文學作品，統統予以*，根本不以出版，諸如描寫官場*等現象的文學作品皆在違禁之首列。這也難怪了，中國在歷史上就有把文字著作視如“重若泰山”的悠久傳統，這傳揚千秋偉業的寫史大事豈能任由社會民眾去隨意評說呢。

其二，主流文學中多以高奏“時代讚歌”的作品為主。前面曾經提及到，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開始出現了代表主流文學陣地的那些文學期刊和雜誌在社會發行量上大大銳減和萎縮，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內在的主要因素就是，在主流文學中這些所謂“純文學”和“雅文學”的作品，不論是在主題思想上或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大多遠離了社會民眾所熟悉的生活內容和形式，很難讓人能夠有閱讀後的滿足感而成為一種精神上的寄託和慰籍，自然也不為現代社會中廣大民眾的文化生活需求方式所樂於接受和認同，以至於最後沒有誰願意花錢去閱讀這類超乎凡人生活而近於不食人間煙火的文學作品。至此，這位“主流文學”大人就是不願承認眼前的情景也罷，但他的虎皮文化寶座上已端坐著這位不請自到的“通俗文學”先生，終成令人瞠目結舌的不爭事實。

其三，“欽定”當代作家這種認同形式是個非常怪異的文化產物。也許有人會感到十分奇怪，以何理由說當代作家都是“欽定”出來的呢？殊不知，多年來中國所有當代作家得以成名的途經只有“華山一條路”：只在國家級和省級辦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的作者，才有進入各級作協的入門資格。而那些最終得以成名的當代作家，其前提條件必須是在這些文學刊物上所舉辦的各種評獎活動中獲獎。一旦如此得以脫穎而出，立馬成就了一生的功名。我們自不必先去說這些文學獎的評選條件是否真正地符合人類文學的“宗旨”，但其所造成中國當代文學畸形怪異現象的種種結果往往讓人啼笑皆非：不少所謂的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只因在某種歷史條件下由於某篇幾千字的短篇小說或一首詩歌獲獎，即使之後永不動筆墨紙硯，那也是從此英名存世了。這種濫竽充數的當代著名作家在中國何其多也，甚至到了令國人汗顏的地步，許多人實在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我們自不必去說近年來被網友們在網上“狂涮”的梨花詩人趙麗華是怎麼成為國家一級作家的，就是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寫下“濃重一筆”的蔣子龍和劉心武這樣兩位當代著名作家，也不過是僅有幾篇中短篇小說罷了，而其成名後皆沉寂了近三十多年，為何始終不見一部有些影響力的中長篇小說問世？劉心武更乾脆，扛著當代著名作家的牌子不幹《班主任》了，近年來在央視當起了“紅學”教授，真讓人大跌眼鏡，又何來當代著名作家的風采和敬業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