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聽信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相信毛澤東所說的要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聯合政府，相信多黨共存，言論自由，結社合法，人權平等等等畫餅。

結果當共軍進城之後，才發現真實的社會是等級森嚴，言路閉塞，個人崇拜，物權歸公，民權剝奪這難道就是幾代人拋家舍業流血犧牲要為之奮鬥的中國嗎？難道儲安平先生早在40年代預言的國民黨手上，民主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手上，民主是有無的問題這一讖語就這樣輕易兌現了？

這樣的困惑在初去延安的知識分子心裡，也曾經有過。但是經過整風洗禮之後，多數堅持此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思想則基本閹割，即使殘存，也不敢再斗膽放言了。於是大伯看見的他那些敢跟國民黨叫板的先鋒鬥士，在新中國都變成了膽小謹慎唯唯諾諾的佞臣。更何況革命成功的盛宴還在開辦，只要恭順，多少也能參與分贓；於是明眼人也會明哲保身，轉眼就能世故起來。

但是那些在白區堅持戰鬥的知識分子黨員，對他們而言，勝利來得太突然，他們還沉浸在要實現民主社會的夢想之中。因此，當突然看見新社會的格局，遠不是自己當初的想象之時，他們多數開始深深的困惑了。他們在等待時機，在醞釀思想，他們終將要發言。

更過癮的是蘇區來的共產黨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他們是扛著槍桿來解放白區的，那麼白區的共產黨應該向他們感恩沒有他們，人民和地下黨就還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普遍懷疑白區黨員的人品氣節，認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幹臣，白區黨員是躲著享福，現在還想下山摘桃的搶功者。蘇區黨以武夫為主，白區黨以文士為主；政權是槍桿子裡面出來的，誰要還敢置疑槍桿子應該坐享勝利果實，那就只好繼續用槍桿子對付了。

大伯基本看明白這些道道之後，再也無心去自證黨員的身份。既然學有所成，憑手藝吃飯，雖嫌稍有屈才，但總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繼續教書育人，走進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歲，對男人而言，這應該是一個黃金年代；但是大伯仍舊打著光棍。雖然說媒拉縴的人不少，可他婉拒著各種美意，依然堅守著內心的那個隱痛。這年春天，似乎來得很早，信風之後，便花枝亂顫了。黨中央號召各界給黨提意見，那些憋了很久的知識分子終於覺得激情澎湃，也想學百花齊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沒有意見的，但是他多少也算是混過“組織”的人，內心還是有些謹慎。他本不想說，無奈組織反覆動員，於是他決定趕最皮毛的說一點，表示心到情到。他說的還是反胡風時對他的批判，他覺得理論之爭，應該允許他發表辯論文章，不應該取消他的辯護權。其它更多的反動話，想說，但還是忍了下來。

即便是這樣，他還是把那頂早就預備好了的“右派”帽子給領了回來，而且工資還被下降兩級。他當時也許並未把帽子當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資的損失使他有些心疼，他於是繼續去找上級部門說理。說理的滑稽結果是，再降兩級，他一下子變成了中教八級，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沒想到這個社會這麼黑，再說下去，恐怕要惹大禍，只好苦笑預設了。

那時的人們，很多沒意識到右派身份的嚴重後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農場勞動，他才真正開始感到自己成為了“五類分子”那是敵人的待遇。三年勞改，正好又處在大饑荒的年代，他先瘦後腫，差點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級覺得他這個老資歷的幹部表現不錯，於是給他摘了帽子。摘了並不意味著一切都過去，摘了的叫“摘帽右派”，相當於“男兒臉刻黃金印”了。好在他的學養還是被有關部門認同，於是1961年他被調到中科院武漢分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哲學組研究邏輯學，同時擔任《江漢學報》的哲學編輯。總算是回到了他的專業，他也就老老實實地認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五七幹校勞動，以後重新安排到武鋼子弟中學又當起了老師。直到1979年，鄧小平復出後，決定要研究已經陌生多年的美國，安排武大成立美國現當代哲學研究所。經人推薦，又才從茫茫人海之中把這個40年代的武大生打撈出來，負責《美國哲學動態》的編譯工作。

這一年，他已經60歲。他的生命進入老年，整個青春歲月就這麼耽誤下來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黨的王冰松究竟到哪裡去了呢？不僅大伯失去了她的訊息，武漢那些原“青救”團員，也都記得這個美麗的“紅色小姐”。進入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