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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許多紅色小說的話說——1938年的大伯，已經是“組織上的人”了。事實上，組織中只有細胞，是不再有人的。發明組織的人，是按機器原理設計的這個怪物，個體的人在組織中，不過類似某個螺絲、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組織所不允許的；組織只會冠冕堂皇地提倡集體主義，會用無數教條來幫助你遺忘作為人的個性和人性。而且，有組織就會有紀律，面對這種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條約法宣誓——這一古老的習俗卻是向中國自古而來的江湖黑幫學習的。在孫中山最初把這一封建迷信甚至殘酷的手段引進到現代社會的黨團制度中時，其誓詞曾經是非常駭人聽聞的——叛黨違誓者將被誅殺老幼。在“聯俄聯共”的北伐時代，我們今天的組織，也學會了這一手段，所以“拋頭顱、灑熱血”這樣血腥氣十足的語言，才會成為我們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漢語。

書生大伯也是宣誓過的人，監誓的還是著名的女黨員許雲大姐；而許雲的丈夫何功偉也是著名的書生報國的人——他果然忠實於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陳誠判處死刑，殺害於我的故鄉恩施。至今他的青冢還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園，陪他一起長眠的還有另一個女人——劉蕙馨。在當年，這些人都是國家的讀書種子，是人中龍鳳，他們為何會選擇對一面畫著兇器的旗幟起誓，要去從事一件確實違背當時政府法律的危險事業呢？那麼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鉞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們並非熱衷於殺人越貨的人啊？

若干年之後，我和大伯漫步於珞珈山的密林草徑中時，我向大伯提出了這一疑問。他苦笑著告訴我——人除開生命本能之外，還有更高的精神本能，這種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說：不自由，毋寧死；講的就是精神自由的價值大於生存。我們那一代人，許多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而蔣介石從孫中山那裡繼承而來的國家體制，是違背現代憲政的“三一律”——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當基本的人權都要被這個政府所鉗制時，如果有另外一個黨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結社言論自由的招牌時，你說它能不吸引我們這些愛國哀民而又輕身躁進企圖改造社會的理想青年嗎？無數優秀的先驅真正為此理念拋了頭顱，至於結果，呵呵呵呵，這就是現在這些開始醒悟的人所說的“異化”——共產主義運動被“異化”了，我們成功地推翻了一個暴政，卻得到了一個更加滑稽的結果。

那麼這種異化，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呢？為何多數仁人志士的初衷，會被少數的寡頭所操控？為何理想被強姦，以至於要把大家的祖國帶進這樣一個叫“新社會”的隧洞？這些問題，我逐漸從大伯的身世中看出端倪。接下來我繼續說大伯的如煙往事——

七

武漢會戰是慘烈的，所謂水陸空齊上陣，血流漂櫓，那都是大伯和王冰松親眼目睹的。有一天，他們正在幫助搶救國軍傷員，敵機來襲，他們剛好抬走那個戰士，一個炸彈就在那裡炸下一個深坑。他們沒有受傷，卻也真正的嚇壞了，他們開始要面對和思考必將到來的失守和流亡。

在當時，國軍的頑強抵抗，並非真的相信可以擋住日軍的鐵蹄，只是血氣所至，非要做殊死一搏而已。無論國共，都在考慮要如何儲存實力，以便為日後的黨爭天下埋下後手伏筆。王冰松那時還不在“組織”，她的父母決定舉家遷往四川，因此她的隨行是無人干預的。她在臨行之前找到大伯，委婉希望他能和他們同舟共濟，溯江而上。她甚至自信地說他們家包得有船隻，她會告訴她的父親他們的關係，父母必會同意的。

然而大伯已經得到“組織”的指令，要他隨省高一起遷往鄂西建始，幾所中學將在深山中的三里壩小鎮成立“湖北聯高”。他必須在那裡去建立組織，發展黨員，繼續開展地下工作。為何要“地下”？這裡有個歷史問題一直為今天的人們所困惑不是已經國共合作了嗎？原來西安事變之後，達成的合作協議，其中規定共產黨不得在戰時的國統區發展黨員，搞破壞統一抗戰的活動。但是中共有自家的算盤，豈能為戰亂中的民國政府所左右這就是何功偉和大伯的父親等無數黨人，竟然在抗戰之中死於自己國家法院審判的原因。同樣這也是“皖南事變”之後，延安除開抱怨而不敢揭竿向內的深因所在。

在凜冽的秋江之涯，大伯無奈地凝望著王冰松的淚眸，不得不說出自己的組織身份和使命這是他不能違拗的使命，當然也是他的宿命了。“人生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老年的大伯依舊回到了這個城市，他無數次要擺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