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廣田家住棗莊西幾十裡的鐵路邊一個村莊，家裡有老父親和愛人及一個懷抱的孩子。他的哥哥參加鐵道游擊隊重傷殘廢，他的弟弟也是鐵道游擊隊隊員犧牲了。徐廣田在多年的戰鬥中也負過幾次傷。他們家沒有土地，靠鐵路維持生活。他和弟兄們參加鐵道游擊隊，雖然是供給制，可是由於他們經常搞敵人火車，大部分物資交公，但也留有一小部分救濟隊員的家屬。現在抗戰勝利了，為了阻止蔣介石部隊北上，把鐵路都拆除，他們家屬就沒有了生活來源。聽說棗莊成立鐵路局了，徐廣田的父親和愛人感到生活有盼頭了，就去找徐廣田。他們看見他並不在鐵路上工作，仍然當中隊長，就大失所望。徐廣田的父親拉著兒子的手說：“人家都是抗戰八年，你也是抗戰八年，現在人家都當了大官，有的當了局長，有的當段長、站長，你怎麼還是個中隊長呀！”他的愛人抱著孩子對徐說：“聽說劉金山、王志勝每月都掙二三百斤小米了，可是你還是老樣子，讓俺娘們可怎麼過日子啊！”說著就落下眼淚，因為家裡沒有糧食吃，她經常捱餓。徐的父親還有一個顧慮，就是守著這個兒子養老，生怕在戰鬥中再失去這唯一的兒子。愛人和老父親的要求，徐廣田一件也不能辦到，可是他們這些落後話，卻給他以極大的影響。愛人和父親不是來一次，他們經常來要糧食，要他到鐵路上工作。由於家庭的困難不能解決，他就更恨劉金山了。使徐廣田妥協的還有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一邊和國民黨和平談判，同時也要作好迎擊蔣軍向我解放區進攻的準備。解放區的部隊都進行了整編。許多地方部隊都編入主力。在此情況下，長槍中隊也編到八師的主力部隊裡了。所以徐廣田就隨長槍中隊到八師去。他們改為一個連，由徐任連長。徐廣田過去常年在鐵道游擊隊，他們在鐵路線上和敵人進行短兵相接艱苦卓絕的戰鬥，可是在戰鬥的空隙，卻經常分散活動，生活上還是比較自由散漫的。徐廣田一到主力部隊，感到這裡的戰鬥生活是艱苦的、緊張的，一切要求都很嚴格，他有點受不了。加上他身上多次負傷，每天從早到晚的操練，打野外，他在體力上也實在支援不住，就有點不想幹了。可是他卻把這一切不順心的事，都推到劉金山身上。明明是領導上決定把他們調入主力的，他卻誤認為是劉金山把他排擠出去的，所以憋了一肚子氣。加上他經常不上早操，受到營長的批評，他一怒之下，把匣槍一交就自動離開部隊回家去了。臨走他身上還帶了一支小手槍，這是他在鐵道游擊隊打鬼子時繳獲的，他所以帶在身上，是因為他在當地和日本鬼子、漢奸特務打了那麼多仗，他打死了不少人，怕地方有人報復他，需要用這支手槍來自衛。徐廣田回家的事，魯南軍區很快就知道了。當時領導上對徐的問題的認識是這樣的；徐廣田是省軍區命名的戰鬥英雄，他在鐵道游擊隊的抗日鬥爭中是有貢獻的。日本鬼子投降後，他的個人主義思想抬頭，有地位和家庭觀念，組織紀律性差，可以也應該好好進行教育。當然他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泛濫，應由他個人負責。但是從組織角度考慮，在幹部政策上也有漏洞，如成立鐵路局時，提拔劉金山為副局長，提拔王志勝為工會主席這都是正確的，但是對比起來，僅僅為了儲存下來一個長槍中隊，不提拔徐廣田是不適當的。因為徐廣田在職務上僅僅次於副大隊長，王志勝提為鐵路工會主席，而徐仍當連長，在職務上顯得過於懸殊。當然徐個人不應計較地位的高低，但從組織使用幹部的原則上看，對徐的安排就有點不夠周全了。當時魯南軍區發現這一問題後，馬上下命令調徐廣田到軍區學習，學習後將任命他當魯南軍區特務團的營長。可是這一命令下晚了，徐廣田已憤憤地回了家，他不瞭解領導的意圖，拒絕去山裡學習。

徐廣田回家後，為了洩憤，有時懷裡揣著手槍，到鐵路局去找劉金山，劉不見他，他就在路局門前叫罵不已。開始靳懷剛還可以和他談話，勸說幾句。後來靳的話他也不聽了。也就是說鐵路局沒有一個人能和他說上話了。

我自認為過去和徐廣田的關係不錯，在這關鍵時刻，作為一個戰友也該去好好勸勸他。所以我在鐵路局靳、劉面前，自告奮勇地願意到徐廣田家裡去作作工作，要他服從組織調動，到山裡去學習。他們聽了都很高興，記得是在一天下午，我從鐵路局借了匹白馬，從棗莊往西沿著已拆除鐵軌的路基，走出四十里，將近傍晚時到了徐廣田的家裡。

徐廣田的家確實很窮，住了兩間舊草屋。家無隔日糧，屋裡到處堆著些道釘、鐵夾板，尖端呈豬蹄形起道釘用的鐵棍，還有鐵路職工用的舊紅綠燈，這可能是過去吃兩條線，鐵道游擊隊破壞敵人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