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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國之路（5）

喬治的姐姐羅斯瑪麗，家裡人都叫她“羅克”或者是“波西”，比喬治大三歲，而在所有家庭成員中，他們兩人最要好。他們相互喜歡，在喬治在牛津讀大學的日子裡，喬治每每想到寫信回家都是因為惦記這個姐姐。羅斯瑪麗記得他經常滔滔不絕地講述大學生活，講述博拉作為老師和聚會舉辦者的故事。她說：“不能說牛津造就了喬治，因為從小他還受到其他多方面的影響。但是他很熱愛在牛津的生活，愛那裡的一切，特別是愛學校給予他的自由。”牛津大學使他逃離了家庭和哈彭登以前的封閉生活。他從未對威弗林的壓抑生活進行過公開的反抗，但是如同其他處於18歲年齡段的青年一樣，他渴望自由。他再也不用被母親逼著去閱讀那些無聊的書籍，再也不會受到黑色星期天的折磨。

雖然喬治·霍格在牛津受到自由主義和左翼思想的影響，但他並不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而他的同學們都是政治的狂熱分子，每每對時事熱點大加評論：牛津大學學生俱樂部關於“永遠不會為國王和國家而戰”的聲名狼藉的討論發生在1933年2月，霍格入學的前一年。結果有275人贊同，153人反對，這馬上成為了倫敦新聞界的熱點，並激起了全國的憤怒和政界的指責。溫斯頓·丘吉爾，當時的一名普通議員，指責這是“卑鄙、骯髒和無恥的”。

時事熱點問題主導了學生會的討論，並引發了校報一系列利己主義的長篇社論的發表：國際聯盟在面對日本、義大利和德國踐踏一戰後簽訂的國際條約時的軟弱無力，西班牙內戰，以及面對納粹德國的崛起是否要重整軍備問題。

當時大多數學生的觀點是可預見到的。他們在西班牙內戰中站在共和黨這邊，而高聲指責義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國際聯盟被罵得一無是處。一些支援“國王與國家”決議的人後來在《時代》雜誌上聲稱他們其實只是在要求公共安全以及一個更強硬的國際聯盟。這件事雖然引起了爭論，卻沒有人相信了。牛津的兩本雜誌，《伊西斯》和《切威爾》都發表長篇社論，質疑學生們是否真的是嚴肅地對待問題，還是僅僅擺出某種姿態而已。

在瓦德漢，大部分學生辯論都在酒吧或者是學院的大廳展開，既沒有倫敦義大利或者西班牙大使館外示威遊行的喧鬧，也沒有寄給各大報社信件中的激烈言辭。人們也許會認為喬治·霍格所在的牛津大學會是個鬥爭激烈的政治場所，但是據喬治自己回憶，在牛津的日子就是燒燬廁所裡的抽水馬桶的惡作劇，篝火前烤鬆餅的樂趣，還有就是爭當橄欖球隊勳章選手的艱苦訓練。他的名字會出現在學校的公報上，偶爾也會出現在學生編輯的報刊上，而報道的都是他在橄欖球隊的戰績和威信。因此，我們很容易認為，喬治在牛津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享受青年時光，而不是每天為阿比西尼亞的百姓擔心，也不是為西班牙百姓抗擊法西斯侵略而憂慮。

在莫里斯·博拉的幫助下，霍格學到了牛津的精髓所在。在他的心中，這的確是個神奇的、令人為之著迷的世界，並給他短暫的一生留下了很多充滿感情的回憶。但他在牛津的經歷並沒有，實際上也不可能為他或者其他的畢業生面對世界各地的殘酷現實做好準備。在那個年代，法西斯主義正在蕭條的歐洲橫行，日本軍國主義正在計劃入侵中國，整個太平洋地區正飽受戰爭的不斷蹂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幾個世紀的封建主義正在被一種新的政治觀念所代替，而這一過程則充滿了鮮血。

如果說學生時代的霍格內心深藏的和平主義和基督教思想處於休眠狀態的話，那麼這個思想仍然完整地植根於他的心中。作為老師，莫里斯·博拉鼓勵喬治挑戰母親給他灌輸的思想。牛津大學賜給霍格最大的禮物莫過於將他從壓抑的家庭生活中解脫出來，自由地享受生活。

對喬治來說，參加橄欖球隊的活動和其他在牛津的所有活動一樣佔有重要位置。傑拉德·帕克是喬治在橄欖球隊的隊友，2007年，在帕克90歲高齡回憶起當時的隊長喬治時，他說：“我在這個球隊中待了兩年，這段時間裡，我們和其他學院的比賽中，每次都發揮得很好。霍格是個了不起的隊長，在賽場上的表現也很出色。每次比賽前，霍格不會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