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來說，查詢姚文元檔案，倒還方便一些。他親筆填寫的履歷表，成為我排定姚文元年譜的依據。

一邊查“文”一邊找“獻”。我東奔西跑，採訪知情者。我發覺，“獻”往往比“文”更重要。

知情者一般分三類：一種是他什們的直系親屬或有牽連的人，最難採訪。他們往往最知情，卻不願詳談。總是談一些盡人皆知的事。在這樣的人那裡，我常常只能核對一些事實。慢慢熟悉之後，也能瞭解不少珍貴史料。

另一種是受迫害者，能夠很熱情、很盡力地給予幫助。

還有一種是無牽連者，一般知情不深，願說。從他們那裡可以瞭解一些背景材料。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年姚文元的入黨介紹人、支部書記、支委聚首，與我交談。他們認為大家一起回憶，可以互相啟發，互相校正。那是一個星期天，幾位老同志都應邀趕來。他們留下了珍貴的回憶。這些回憶又生動、又詳細，遠不是檔案上的記載所能比擬的。他們的大力支援，使我深為感動。我把那天的錄音磁帶，作為重要史料儲存。

上海新聞界的老前輩們，也給以可貴的支援。有幾位“老總”，與姚文元長期共事，以至是多年的鄰居。如《解放日報》原總編王維的翔實的回憶，同樣是很重要的史料。

一些老作家、老詩人，回憶了半個世紀前的姚蓬子的往事。施蟄存談笑風生，講起姚蓬子種種為人之態。王若望的回憶中，談及很重要的一件事，即張春橋與姚文元在五十年代是怎樣開始勾結的。王若望所講的情況鮮為人知，又是他親自經手的，是第一手的材料。

為了弄清“雜家”事件始末，我拜訪了深受“姚棍子”迫害的羅竹風；為了弄清“德彪西論戰”的前前後後，賀綠汀對我談了他與姚文元的針鋒相對的鬥爭；為了查明《評新編歷史後〈海瑞罷官〉》的出籠經過，《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有關負責同志談及了許多內幕…·

上海某大學的許多老師，目擊了姚蓬子在“文革”中的“精彩”表演；里弄幹部們瞭解姚蓬子與姚文元之間的來來往往；姚文元曾工作過的幾個單位的同事，也頗知情。我一一前往請教，採訪。

我終於找到當年的“姚蓬子專案組”組長、成員，找到審查過姚蓬子的公安人員，還找到“作家書屋”當年的店員……

我曾笑稱我的寫作近乎“外調”，簡直成了“專案組”一般。我細細研讀了當年關於調查姚氏父子歷史情況的中共中央檔案。我的採訪，幾乎不放過檔案中提到過的線索，不論這些知情人在上海還是在外地。

我從那張留存在姚蓬子檔案中的目錄上，注意到一個原中統局負責人的名字。幾經周折，我找到了他。他已是九十五歲的老人，卻有著驚人的記憶。他談了徐恩曾的身世，談了費俠的叛變經過，談了《扶輪日報》是怎麼辦起來的，談了姚蓬子的叛變情況……他的這些“獻”，很多是“文”中從未見過。

姚蓬子在南京的情況，當然，丁玲是最瞭解的。在一九八五年夏，我去北京。經過再三考慮，我覺得必須採訪她。她當時很忙，但她告訴我，已經寫了回憶錄，內中詳細談及姚蓬子。為了節省她的時間，凡是她的回憶錄中已經談到的事，她就不重複了……我一直期待著讀到她的回憶錄。我終於讀到了她用生命的最後歲月寫成的《魍魎世界——南京國居回憶》，她用她的筆，為後人勾畫了當年姚蓬子的可恥形象。

傳記文學的大廈，必須建立在掌握大量可靠史料的基礎上——也就是建立在事實的地基上，我經過反覆“外調”，才進入寫作階段。

姚氏父子的身世，其實也就是一部中國當代史的縮影。這樣的人物，有深度，有跨度，需要作者能夠有相當的駕馭史料的能力。我不得不去讀許多有關的史著，在彌補自己的不足。最使我感到困惑的是，如何準確。如實地掌握筆下的分寸。儘管姚氏父子都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在寫作時仍需要持實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態度。就拿姚蓬子來說，在被捕、叛變之前，他是左翼作家中的一員，他的作品確實具有進步的傾向……當然，在他反水之後，那就完全成了敵人營壘中的一員。不過，他的內心之中，也充滿深深的矛盾，他是在極度的隱痛中過著他的“文化掮客”生涯。沒有一個叛徒，是真正幸福的。

傳記文學與小說一樣，同樣需要著力刻畫人物的性格。不過，小說屬“合成材料”，作者可以隨意塑造自己筆下的人物形象；傳記文學卻屬“天然材料”，必須依據人物的本來性格加以刻畫，比起小說來，“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