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二月，“下部編輯”突然從上海消失了。據他說，父親潘莘華病重，他不得不回宜興照料去了。

“下部編輯”半年後，方才露面，臉曬得黑黑的，顯得老成得多。半年之間，他彷彿長了好幾歲。

其實，那是他接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投奔江西南昌去了。那時節，郭沫若已經不在廣州中山大學做教授了，投筆從戎，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在南昌，要辦一張報紙，需要得力的編輯。他記起了潘漢年，把“小夥計”請來了，出任政治部宣傳科長兼《革命軍日報》總編輯。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義失敗之後，二十一歲的潘漢年成為領隊，帶著一批共產黨員回到上海，向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報到。

表面上，潘漢年還在編他的《幻洲》半月刊，還在做他的“下部編輯”。幾個月的戎馬生涯，使他迅速地變得成熟起來。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富春，為了加強共產黨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決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任命潘漢年為“文委”第一書記。

潘漢年著手在上海文化界發展中共黨員。他考慮到姚蓬子雖然正陷於頹唐，卻是因為對國家的前途失望而憂心。他委婉地向姚蓬子透露了自己的意思。姚蓬子當即表示了要做一個布林什維克的願望。

於是，由潘漢年作為入黨介紹人，姚蓬子在一九二七年底，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小夥計”，深刻地影響了姚蓬子。

對詩集《銀鈴》的自我否定

自從成為“C。P。”，近朱者赤，姚蓬子在潘漢年的影響下，從灰色的陰影中邁上了光明之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號的上海《新文藝》雜誌上，刊登了水沫書店的“水沫叢書”新書廣告——蓬子詩集《銀鈴》出版。廣告是這麼介紹《銀鈴》的：

“蓬子先生是研究著象徵派的法國文學的人，所以他（的）詩也完全有著象徵派的法國詩風。《銀鈴》一集是他以前的詩底精選集。據作者自己說，以後的詩格又要改變了，那麼這集將成為他的詩藝上可貴的遺產，愛讀作者之詩的人不可不購一冊。”

確實，自《銀鈴》詩集出版之後，蓬子的“詩格”變了。他從憂傷轉為激進，從彷徨轉為前進，從月兒花兒露絲菲菲轉向進軍的鼓點，他的詩從頹廢中振奮起來。

他的《銀鈴》，自一九二九年三月初交上海水沫書店刊印，才十幾天——三月十五日，就出現在上海各書攤上了。初版印了一千冊，薄薄的六十五頁，定價三角。

《銀鈴》共收入蓬子早期詩作三十八首，即《秋歌》、《破琴》、《野柳》、《今晚》、《新喪》、《莫要嬌笑》、《酒後》、《蹀躞》、《悼——》、《寄S。M。》、《黃昏》、《痴》、《從此永別》、《小詩》、《古城》、《紅燈憔悴後》、《重來》、《歲暮》《荒村》、《春情》、《銀鈴》、《田間》、《在你面上》、《怪松》、《他》、《莫心痛》、《秋》、《小詩》、《醫生》、《ToMary》（本書作者注：即《致瑪麗》）、《自從我死去了母親》、《雪夜》、《歌舫》、《是葡萄憔悴在蔓藤上的夜了》、《蘋果林下》、《坂道上》、《我枯澀的眼光》、《我願我的心是一條可愛的小徑》。

他選取了其中的一首《銀鈴》，作為詩集的名字。這首《銀鈴》如下：

新雨之後荒園是泥濘地，

啄木鳥兒丁丁地伐木園樹上，

更啄落了潮潤的新鮮的紅蕊。

我穿上了古老的，寬大的木屐，

獨自漫步在，漫步在雨後的荒園。

我心兒忽地疼痛，流注著血般。

“什麼東西刺傷了你？”我禁不住自問。

“衰老的記憶又重回心頭了！”

老舊的故事幕開在記憶裡：

一群漂亮的，紅面龐的女孩，

和我同坐接骨木的長凳上面，

（爭奪地講述著故事，背誦著詩篇）

啄木鳥兒拋下樹皮在她們帽簷。

她們的笑聲好似一串銀鈴兒搖盪！

她們的笑聲好似一串銀鈴兒搖盪！

如今鬱金香依舊似舊的嬌美，

啄木鳥兒依舊丁丁地伐木園樹內。

但流亮的，清麗的笑聲沉默了！

再聽不見一串銀鈴兒的搖盪！

哦，《銀鈴》，原是留在他的記憶之中、久久難忘的她們的銀鈴兒般的笑聲！

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