閥割據的政局演變，劣質化的精英還有武化的趨向。這部分精英的種種作為，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鄉紳的行為模式，用杜贊奇的話來說，就是以掠奪型經紀取代了保護型經紀。這種比喻雖然可以商榷，但劣質化的精英憑藉政權之便，行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實上，他們的行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傳統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只要組織選舉，原來國民黨基層政權的精英的下臺，是必然的。推倒這部分政權精英，也因此創造了*跟另一部分傳統精英合作的基礎。最關鍵的是，這種打著地方自治、*選舉的“改朝換代”，國民黨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卻無法明確反對。

儘管基層換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滿意的人，但是從這以後，根據地的選舉卻一直堅持了下來，除了遭遇日軍的掃蕩，幾乎每年一次。應該說，這種基層選舉，*組織得非常認真，其針對大部分不識字的選民創造出來的“豆選法”簡單有效，廣為推行。在選舉技術上，雖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後來的舉手表決，還是不錯的，算得上是無記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選舉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誰沒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選舉實施過程中，*黨組織一般都不公開出面，即使組織，也是在幕後進行。最有意思的是，他們並不強求自己屬意的人選一定要當選，只要被選上的人他們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來講，在農村環境裡推行選舉之初，那些傳統的精英，被選入參議會，參加基層政權是比較容易的，因為農民是個需要精英代表的群體，現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說得過去，農民習慣讓他們來出頭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選舉推行幾年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老的精英當選出現了麻煩，基層政權開始向清一色*黨員方向發展。以至於*中央不得不採取措施，以硬性規定“開明士紳”名額的方式，即所謂“三三制”，來保證傳統精英的份額。與某些人認為“三三制”是為了保證*地位的看法不同，實際上，在當時的情形下，傳統精英在政權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說，實際統治鄉村社會上千年的傳統精英，即使在從清末到北洋再到國民黨政權推行政權下移的過程中，都沒有喪失地位，在*的基層選舉過程中，居然被成功地邊緣化了。

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變化，基於幾千年傳統和文化的鄉村權力結構，用這種方式顛覆，顯然比用簡單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到了抗戰勝利，*實行土地改革之時，只有在新解放區，鄉村精英才有可能組織一些反抗，而老根據地，精英們則只能束手待斃。在多年的選舉中，農民最明白的只有一點，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權、傳統權威，都可以用手裡那粒用來當選票的豆子來推翻，他們也就真的給推翻了。顯然，這推翻和顛覆的，不僅僅是些精英，而且還有精英背後的傳統權力結構，以及文化的結構。但是，推翻之後，並沒有人給他們一個新的東西。對於*政治，他們只是學會了投票，或者說習慣了投票，但卻沒有起碼的權利意識、*觀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權利，這種選舉，沒有*的文化，也沒有*的價值觀。在土改過程中，*為了發動群眾，往往採取放任農民隨意行動的做法，在這“群眾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氛圍中，許多地方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對於那些大家一時對是否處死有爭議的人，人們會採取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還是豆選，往碗裡投豆來選擇，一個生碗，一個死碗，哪個碗裡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標籤來行事。如果死碗裡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無疑。

當選舉僅僅是上層政治的工具時，這種選舉如果僅僅是裝裝樣子，跟底層社會具體的人關係不大，不會對底層產生多大影響，如果這種選舉真的在深度動員下進行，推行得越久，底層政治就越是畸形。

古今民告官

民告官，古代叫“上控”，凡是上控的人，多半都被逼無奈，走投無路，不得不如此，因為只要踏上上控之途，就開弓沒有回頭箭，就算最後皇帝老子做主，官司打贏了，下場也很悲慘，破家是肯定的了，最後很可能會搭上自家的性命。就算這個人命大，平安無事，回到家鄉也會被官府視為刁民，以後的日子好過不了。清朝道鹹年間雲南鄉紳杜文秀，就是因為上控，控到最後逼上梁山，最終從一個有功名的鄉紳，變成了造反起義的領袖。

沒有哪個朝代規定民不許告官，更沒有哪個朝代准許官員打擊報復舉報他的百姓，所有的法律規定，似乎都向著弱勢的老百姓，但現實中的百姓，只要哪個吃了豹子膽敢惹到官員，那麼下場大都很慘。這宿命背後，有一隻看得見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