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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經方還是有點忐忑，說：“大總統的意思是？”

宋驍飛說：“我的意思是，中國將來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將來中國的政治，要光明正大地鬥，不僅要有保守派，也有西洋派，還有中間派。黨內和黨外各個派別可以有鬥爭，但是要又合乎現代文明的規則。但這不是說政黨進行著無窮無盡的黨爭，不受到制度上的有效監督。有些國家，政治議事沒有相應的規則，每當召開國會，議員們前呼後擁地先住到甲黨招待所，得到各種好處與紅包，承諾投該黨的票，然後再到乙黨招待所住下，同樣再得到好處費，並答應投該黨的票。這就是半桶水的民。主。與其這樣，還不如不搞民主。當然，現在談論這個為時過早。”

李經方說：“這麼說，大總統也並不反對我們國家的傳統文明？”

宋驍飛說：“中國的傳統文明，也有很好的東西。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我們的周朝，不是曇花一現的希臘，文化十分燦爛，詩書禮樂，代代相傳；我們的漢朝和唐朝，雄偉壯麗，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復興的羅馬。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但是我們的民族，中華文明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於東亞，不曾消亡，如果一棍子全部打死，不合常理。我們不可把中國的文明看得太呆板。”

李經方點點頭，說：“大總統說得對。泰西各國有的政治制度，我們的老祖宗也嘗試過。比如我最近看到一本史書，裡面說秦漢時期，我們國家就有所謂的‘三權分工’，即是丞相與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專管監察之事。只是大將軍霍光在昭帝之時，任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代閱公文，代批公文，此後權臣才三權合一，包攬一切了。”

宋驍飛說，“三權分工”只是體現了中央。最高臣權的分立，雖然也體現了政治制衡的思想，但和泰西的“三。權。分立”不同，不過可以說，“三。權。分立”是徹底的“三權分工”，我們切不可囫圇吞棗，食洋不化還沾沾自喜。

李經方說，“確實是這樣。”他這時忽然明白了李鴻章當初為什麼不選他當接班人。自己和宋驍飛的差距，還真不是一點。自己以為的學通中西，不過是自欺欺人。

宋驍飛說，我說過，今後不分中國的，還是泰西的，只要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我們都可用。最早雅典時期，參與政治是貴族的特權，梭倫改革廢除債務奴役制，使整個社會上的公民集體從此形成，這奠定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礎。中國以前也是一個傳統農業社會，政治也是是少數人的專利，雖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制度，但在實踐中，人的因素要遠遠高於制度的作用。所以我說，將來現代中國和傳統中國在行政上的最大區別，就是“依法治國”和“以人治國”。過去幾千年了，中國都是“以人治國”，將人民的幸福寄託在各級官員身上，寄希望於官員的個人道德修養，發善心，這是極不可靠的，以後還是要靠政治制度，官員首先要守法律。

李經方聽了宋驍飛的話，點點頭，說：“我明白了。中國的傳統文明，也要向現代文明轉變，我們的中華文明，應該是一個相容幷蓄的開放式文明，吸收一切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東西。”

宋驍飛說：“你說得對。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五千年未滅，其實靠的就是包羅永珍。只是到了近代，才特別固步自封。我們要恢復中華文明開放的傳統。中華文明絕對不只是孔老二一家店。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恕、勇、讓，諸子百家，琴棋書畫，都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中國的現代化，從根本上講，就是中華文明的嬗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接納新的文明元素，如何消化外來文明，使之成為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將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李經方說：“中西文明彼此相互借鑑，我相信我們可以在堅持中國傳統的道德天下理念的同時，加強法制建設，重視教育對人的教化作用，一個文明、現代的社會形態就會出現在中國，中華文明也因此可以順利完成現代化轉型。”

宋驍飛說：“確實如此，這個轉型的過程，可能是痛苦的，也是緩慢的，但是我們這些當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