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魯迅的第一炮，就對中國傳統文化開了重重的一炮。魯迅到教育部任職後，對教育部新編的“歷史教科書”不滿，寫了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吶喊》，其中有很多偏激的話：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nbsp；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nbsp；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鑑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彷彿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nbsp；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nbsp；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nbsp；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nbsp；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nbsp；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nbsp；這一種迴圈，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闢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云爾。”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nbsp；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　第　207　章　發表在當時的《京報》的文藝副刊上，因為魯迅本來已經有點名氣了，這時對熱心傳統文化的學者開炮，而且把中國歷史分成“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nbsp；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引起很多人的不滿，紛紛到教育部門前請願，要求革除魯迅的公職。這事甚至鬧到了教育總長嚴復那裡，但因為魯迅是宋驍飛總統欽點的教育部僉事，加之嚴復認為魯迅文章的觀點是在強調中國歷史上民眾沒有人權，並沒有在意。

魯迅接著在《京報》的“自由談”欄目發表了　第　207　章　，《談“西學東漸”的問題》：我們習慣於用傳統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維來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邏輯，這本無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時會造成“驢唇不對馬嘴”。特別是用傳統的中國哲學去理解西方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礎上的一些理性理念，往往只學到一些皮毛，形在神失。

譬如功利主義，我們習慣於批判，認為這等同於我們所講的急功近利或者唯利是圖。這種認識就比較膚淺了，只看到“形”。實際上，功利主義哲學是建立在結果主義的道德推理（即認為判斷一個行為是否道德，取決於行為的後果，而不理會這些行為的本身，如善意的謊言）基礎上的，有一整套系統的闡述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其代表人物是邊沁，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他明確系統地表達了功利主義道德理論，基本思想是凡是能將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確的、公正的，最終提出了“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政治學說。可見，功利主義是理性的，我們用非理性的思維去理解，只會得到一些淺薄的結論。可惜的是，現在連理性本身，也受到一些傳統的非理性主義者的詰屈聱牙。而且理由十分荒誕。

比如有些學者反對言論自由。常用的邏輯是：“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或者“你們的言論也是不自由的”，只差沒有跳起來說“我們比你們更自由了”。全然忘了當初**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