嗎？”我們這樣的毛頭小夥子哪會說不喜歡。她說：“他太野蠻啦。人應該會愛，像好人一樣。對！我不喜歡。”我反唇相譏：“你是小姑娘。你別傻啦。”她會高高興興地說：“對啦，我是小姑娘。”說完了就不作聲了。

天黑到在屋裡不能看書時，我們就都到門外去坐。有時候一聲不響，看著天邊一點點暗下去，對面傣寨裡的竹梢背後泛出最後一點紅色。有時候她會給我們講小時候的一些瑣事，她講得特別有意思。她講她有一次和哥哥爬上屋頂去摘桑葚，那是一座西式的房子，尖尖的洋鐵皮頂，哥哥上樹去了。讓她坐在屋頂上等著，可是她往下一看，高極了，足有七層樓高——那是兩層樓，不過她才四五歲，當然覺得高。於是她反過身來往上爬，越爬就越打滑，一直滑到離房簷不遠的地方，嚇得她一動也不敢動，大哭起來。晚上回家以後，衣服上剮破的窟窿叫媽媽看見丁。不管媽媽怎麼問，她也沒說出哥哥來。她驕傲地說：從那時我就感到，大人的話有時可以不聽，應該正直，不出賣人，這比聽話重要得多。她還講過別的一些小事兒，我們都很愛聽。她說困難時期，她的同桌家裡孩子多，總是吃不飽。她每天給他帶一個窩頭。可是後來上中學以後他就忘了她，見了面也不理了。我們都知道這是為什麼。嘻，我們上中學時也不敢和女同學來往，為了做個正派人。總之，我們漸漸發現她是個特別好的女孩子，她什麼也不怕。她本能地憎惡任何虛偽，讚美光明，在我們困惑的地方，她可以毫不費力地指出什麼是對的。我覺得她比我們倆加起來還聰明得多。

因為我們三個人形影不離，大家漸漸把我們看成怪人。他們看見我們一起走過來都帶著寬容的微笑。他們還是喜歡我們的。有一次我遠遠聽見幾個老職工說：“三個挺好的孩子，都是教導員給害的。”原來他們認為我們得了某種神經病。後來我告訴大許和小紅，他們都覺得好笑。不管怎麼說，我們願意在一起，讓他們去說吧。

後來隊長派活也把我們三個派到一塊，通常都是三個人單獨在一塊幹活。可是有某種默契，就是我們必須不挑活。開頭是讓我們三個去田裡把稻草拉回來。我們趕著三輛牛車。一般女同志不適合趕牛車，因為牛有時候會調皮。可是邢紅趕得很好。我們趕上車到地裡去。旱季的天空是青白色的，地平線上白茫茫，田野裡光禿禿。太陽從天上惡狠狠地曬下來，連一片雲也沒有。稻草幹得發脆，好像雞蛋殼一樣。我們往車上扔稻草的時候，邢紅站在車頂上接著。她穿著我們的破衣服，衣服顯得又大又肥，她的樣子好玩極了。我們把稻草捆拼命地往上扔，一直扔到她抱怨起來：“慢一點啊！”等我們停下手來，她就趴在稻草上笑著說：“你們真偉大，不過還是慢一點。”如果我們再快扔，她就躺下不動，直到我們扔上去的草把她埋起來，她才從草裡鑽出來，飛快地把草碼好，還高興地喊：“來吧，我不怕。我比你們快！”然後我們就拉著三個稻草垛回去。我們運的稻草比六輛車運的都多。

後來草運完了，隊長很滿意，說：“如果知青都和你們一樣，我們可以多種一千畝地。”可是他又讓我們去出牛圈，他說：“你們可以慢慢幹，讓邢紅在外邊乾點雜活。牛圈離家近，你們可以自己安排時間，什麼時候幹都可以。”

我們隊的牛圈有好幾年不出了。那是一間大草棚，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因為從來不出糞，也不墊草，簡直成了個稀屎塘，大牛下去淹到肚子，小牛下去可以淹死，真夠嗆。我們去看了一下，我說：“邢紅別下去了，留在外邊吧。”

她說：“我不在外邊，我要和你們在一起。”

我進去探探深淺，牛糞一直淹到我大腿上半截。我們拉來一頭頂壯的水牛，駕上一套拖板，邢紅在前邊拉牛，我們兩個在後面壓住板梢，把那些牛糞從圈裡拖出來曬。哎呀，那些糞真是駭人聽聞，說起來你都不信。那頭該死的牛拼命地甩尾巴，濺起來的糞總打到人臉上。每當我們從牛圈裡推出一大堆糞來都要到水溝裡洗洗臉，邢紅的頭髮裡也濺上了。這裡太髒了，我們連話都顧不上說。連那條該死的牛出來以後都不肯再進圈，總要做一些古怪花樣才肯進去。我們連中午飯也沒吃，弄到下午三點鐘，那條牛一下跪下不起來了。邢紅大叫一聲：“我也受夠了！”她騎到牛背上說：“走，牛，咱們到河邊游泳去。”那牛騰的一聲跳起來，飛快地朝河邊跑去了，快得讓我們兩個死追也追不上。我在後邊一邊追一邊喊：“小紅！你勒著點鼻繩呀，別摔下來！”她在牛背上說：“你別怕，我摔不下來。”她哈哈地瘋笑起來。水牛背又寬又滑比馬難騎多了，那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