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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長的遺物中書佔了大部分，很多專業的書籍一下子帶不走，小莉大都留下給了我們。往後的日子裡我一一仔細閱讀，發現很多地方營長都作了註釋，把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寫在段落的空白處。由這些書籍和註釋的文字我開始漸漸地瞭解營長，瞭解了營長那溫文爾雅的容貌下流淌的滿腔熱血和他對成為和其父輩一樣優秀的革命軍人的熱切期望。

在營部，小莉由始至終都沒有說什麼話，只是默默地收拾營長的遺物。我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只是侷促地在一旁傻站著，看著小莉蒼白而美麗的臉龐，我們的心都在滴血。

我終於明白了小時候曾聽一個喝了幾杯的傷心老兵說起的往事，他說：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自己負傷，甚至陣亡，而是和自己一塊兒的戰友傷亡。你會希望傷亡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戰友，因為你無法想像回去後該如何面對犧牲戰友的父母妻子的目光。

小莉當天就離開了，連中午飯也沒吃，留下團長、政委和我、老魯等一干二營幹部對著滿桌冰涼的飯菜和全營戰士悲傷的臉孔。

墓碑上的照片中，營長依舊年輕、英俊；小武依舊的滿臉純潔的笑容……

他們永遠地留在了三十年前的那個春季。

老連長的兒子已經把帶來的東西在烈士們的面前鋪開，有整隻的烤乳豬，蒸熟的雞，蘋果、橙等水果，還有幾盤今年的新糖製成的年糕，這是他們當地祭拜先人最好的祭品了。

“營長，戰友們，俺們來看你們了。”老魯說著也將我們帶來的茅臺酒和中華煙給斟上和點著。

我把一把精緻口琴和一張我不久前拍的天安門廣場的照片放在小武的墓前。

“同志們，咱們幹！”老魯揚脖對著酒瓶幹了一口，然後將酒瓶遞給我。

也許是喝得太急，烈酒嗆的我眼淚直流。

低頭看去，善飲的老魯也淚流滿面。

記得出徵前的聚餐，也是茅臺酒、中華煙，老魯也是這樣站起來，對著營長、我和戰士們大吼一句：

“同志們，幹了！”

……

工兵連的楊排長回國後不久升為副連長，1984年全軍第一次大規模裁軍的時候，他自知自己文化程度低，自願轉業到地方，在家鄉的鎮政府上班，前些年已經混到副鎮長的位置了。逢年過節的他也會給我打個電話問候一下，有時電話裡也會邀請我去他們那兒看看，據說他們鎮現在的工作重點已經由狠抓計劃生育、招商引資轉變為保護自然資源，開發生態旅遊上來了。

至於那個負了點兒輕傷就丟下自己的部隊逃跑的指導員，聽說回國後被立即隔離審查，但被隔離後沒幾天就精神病發作，在部隊醫院治療了大半年後就揹著處分回到地方。據楊排長和他的戰友講，不知道是血統遺傳還是其他什麼原因，他的兒子也是個精神病。隨著年紀的變大，其發病的頻率越來越頻繁，不得已早早病退回家。現在一家人蝸居在一套舊房子裡，靠他一份微薄的企業退休金過活，境況很是悽慘。

我回國後見過小潔幾次，開始時還保持互通書信，無非是相互問候，談一下各自的工作和近況。說起來也奇怪，那種一見面心臟就“咚咚”亂跳的感覺漸漸地淡了，彼此間的感覺就是純粹的朋友關係，再沒有其他。後來，她離開部隊回到武漢，調到市人民醫院上班，之後就再也沒有聯絡。聽說不久後和一個機關幹部結婚，過得挺好。

從小武家回來後，我一直定期給小武爸爸和弟弟妹妹們寄錢和衣物、文具等，幾年後小武的弟弟要跟寨子裡的青年一道出外打工，我還專門打電話給我轉業到深圳的戰友，要他們幫忙關照，直至後來大弟弟結婚寄來全家福和新房子的照片，並將我近幾次寄去的錢都退回來，才停止。

二十三、

離開陵園已經是午後了，老連長的兒子執意要領我們去當年我們曾戰鬥過的邊境地區轉一轉。

邊境公路隨著界河蜿蜒而去，柏油路面平坦光滑，我們的車子“唰唰”地向前飛馳。

我們的鄰國也在河對岸修了一條公路，只是路況比我們這邊的差遠了，那邊的綠盔騎士們的摩托一啟動就埋沒在滾滾煙塵中。據老連長的兒子說友誼關至河內的公路至今仍舊殘破不堪，去一趟河內簡直可以把人的五腹六髒都給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