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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蘇中之間完全分裂的程度使大多數觀察家感到十分奇怪，並且為多年來因害怕出現全球共產主義陰謀而深感不安的美國所迷惑不解。應當承認，朝鮮戰爭及其以後發生的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玩弄的權術，轉移了人們對莫斯科…北京軸心的冷淡狀態的注意力，在這個軸心中，斯大林給中國的為數不多的援助總是以某種代價——強調俄國在蒙古和中國東北的特權——來補償。雖然毛澤東能夠在1954年同俄國人舉行的會談中重新恢復平衡，但他在沿海金門和馬祖諸島問題上對美國表現的敵意，以及他更加絕對地恪守（至少在那時是這樣）將不可避免與資本主義進行決鬥的信仰，使他非常懷疑赫魯曉夫早期的緩和政策。但是，從莫斯科的觀點來看，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不必要地刺激美國似乎是愚蠢的，尤其是當後者擁有明顯的核優勢時；在中國1959年同印度發生的邊界衝突中支援中國，也會給蘇聯在外交上帶來挫折，而這一點對於蘇聯的第三世界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鑑於中國人愛好獨自行事，支援他們的核計劃而不對其計劃施加某些控制，也是非常不明智的。毛澤東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蘇聯（對中國）的接二連三的背叛。到1959年，赫魯曉夫取消了同北京的原子能協議，向印度提供了遠比曾向中國提供的多得多的貸款。第二年，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共產黨會議上，這場“分裂”終於公開化了。到1962—1963年，事態進一步惡化了：毛澤東譴責俄國人在古巴問題上的屈服，然後譴責他們同美英兩國一起簽署部分核禁試條約；那時，俄國人中斷了對中國及其盟友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援助，增加了對印度的物資供應；首次發生了中蘇邊界衝突（儘管沒有像1969年那幾次那麼嚴重）。更加重要的是這樣的訊息：1964年，中國人爆炸了他們的第一顆原子彈，正在努力地研製投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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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21）

從戰略上看，這一分裂是1945年以來發生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1964年9月，《真理報》的讀者們十分震驚地看到這樣一則報道：毛澤東不但要求收回中華帝國在19世紀落到俄國人手中的亞洲領土，而且還遣責蘇聯對千島群島、波蘭一部分領土、東普魯士和羅馬尼亞一部分領土的佔有。毫無疑問，所有這一切——加之邊界衝突和中國原子武器的發展——都是向克里姆林宮發出的不折不扣的警報訊號。的確，很可能20世紀60年代蘇聯武裝部隊的擴充至少有一部分是針對這種可見的來自東方的新危險的，以及為了對肯尼迪政府加強防務的行動做出必要的反應。“蘇聯沿中國邊境部署的作戰師數量由1967年的15個增加到1969年的21個和1970年的30個”，1970年戰鬥師數量的激增是由於1969年3月達曼斯基島（珍寶島）發生的那場嚴重的衝突而引起的。“到1972年，蘇聯在沿同中國長達4　500英里的邊界線上共部署了44個師（相比之下，在東歐才有31個師），同時蘇聯空軍的1/4也由西方向東方部署。”隨著中國已擁有氫彈的現實，有跡象表明蘇聯正在考慮對（中國設在）羅布泊的核設施實施一次預防性的打擊——而這又促使美國製定自己的應急計劃，因為美國感到不能容許蘇聯消滅中國。自美國在1964年考慮過同蘇聯一道用“預防性的軍事行動”制止中國發展成為一個核大國以來，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