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僅僅是因為欣賞了大都會博物館精美的藝術和省下了8美元。

有了這種愉快的經歷後，心裡就時時想著珍惜它。就像一旦得到別人的尊重，就會加倍自重自愛一樣。

時隔6年，去年夏天我帶妻子和女兒參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門票價格依然如故，但我的身份已不再是當年的訪問學者，而是掙工資的駐美記者。儘管我和我妻子從外表來看要充當學生仍綽綽有餘，但出於對“信任”的珍惜，也為了自重自愛，我毫不猶豫地買了兩個成人、一個兒童的門票。儘管多花了16美元，但心情與上次一樣愉快，因為我沒有辜負別人的信任。

從此，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種固執的想法：信任也是一種約束。

——引自《讀者》雜誌2003年第3期

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由“誠信“所導致的彼此“信任”，成了美國社會群體生存的一種紐帶，同時也是一種約束。這種約束一方面來自於彼此真誠的互信；另一方面也來自於一個人生存所必須的道德要求，否則這個人將難以生存。當一個社會中一個人生存的狀態完全取決於一種“誠信”的時候，那麼一旦“誠信”被毀壞，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這也就是為什麼當美國發生一系列商業欺詐事件之後，就如同在美國本土引爆了兩顆“精神原子彈”一樣，美國朝野上下那種世界末的滅亡感也就不足為怪了。

這使我想起曾經假冒偽劣盛行一時的中國溫州。大家都還記得，當時只要一提起溫州，那麼它的形象就如同在一片謊言汪洋中的一艘假船，而從這艘假船上卸下來的無一是真貨。這種結果導致了溫州經濟的幾近崩潰。後來溫州政府下決心搞了一個“重塑溫州形象”的誠信運動，並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若不是這樣的話，我看如今的溫州或許就成了一個假冒偽劣的歷史博物館了。

石家莊有一位12歲的小學生，有一天向他的父親要　15元錢，說是他有一篇作文在最近一個所謂的全國“新星杯”作文大賽中獲了個“二等獎”。按理說，這位父親聽到此訊息應該是很高興的。但這位父親卻高興不起來，因為在此之前，類似的作文比賽孩子已經參加過很多次了，而且全部都獲獎。這就使這位父親對這種所謂的比賽產生了懷疑。據自己的兒子說，他們班上有77人，其中參加這次比賽的共有21人，並全部獲獎，一等獎4人，二等獎3人，剩下的全部都是三等獎。父親的猶豫，讓孩子有點著急了：“爸，要是不交錢，就不給發獲獎證書，沒有證書做憑證，就等於白獲一次獎。”　此刻，父親與孩子之間，其實心裡誰都清楚這種獎意味著什麼。但，一種虛榮成就了謊言的一次次得逞。於是，兒子又一次“獲獎”。有記者調查發現，在這種鋪天蓋地的謊言“大賽”中，很多父母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但是他們卻依然鼓勵並推動著這種謊言的成功登陸。一個孩子是這樣說的：“如果我沒有這種獲獎證書，那麼以後老師就會看不起我，爸爸媽媽也會覺得很沒面子的。其實我們都知道只要交了錢就行了，但別人都這樣，我們也只好這樣了。”　於是，我們大家也就只能這樣了：這是假的沒錯但你不是照樣乖乖地自投羅網麼？這就是假的但你寄給我們的人民幣可千萬不能是假的啊；這就是假的但記住那“獲獎證書”可不是假的，這上面可是有國家級協會的印章啊；誰說這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我連獲獎證書都不會寄給你，所以以後不要再說我是假的了……

中國式的造假邏輯

這是一種邏輯，一種中國式的造假邏輯，很多時候當你面對這種邏輯的時候，你會腦子發硬，思維堵塞，你有一種渴求讓黑格爾活過來的強烈願望。因為你解構不了這種邏輯，於是你企圖讓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來幫你。但我要告訴你的是，這依然無濟於事。就在前不久在達沃斯剛剛結束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一位素稱對亞洲經濟有深入研究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當他面對中央電視臺記者要求他回答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時，這位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竟尷尬地坦言道：“我還沒有做好關於中國的功課，目前還沒法回答你的問題，請給我時間。”

這位美國的經濟學家是誠實的。因為他還沒有做好關於中國的功課。所以他寧可保持緘默也不虛張聲勢。因為任何一位“做不好關於中國功課”的人，假如他開口就一定是胡說八道。為了避免這種信口開河，保羅·克魯格曼選擇了沉默。

因此，假如有朝一日黑格爾真的活過來的話，我看還是無濟於事。因為關於中國的這種功課是很難能做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