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

許多德國人，包括其他國家的不少人認為，我們從蘇聯搬回來了另一種獨裁製度。西方國家後來曾挖苦我們用紅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當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國人中，我們這些德國共產黨人大概屬於對斯大林的罪行感覺最遲鈍的，因為是蘇聯把我們從死亡或監禁中解救出來。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不管有何疑慮，也無法與希特勒殘暴政權下的經歷相比。我根本不可能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看做是暴政。對於我和我這一代共產黨人來說，社會主義是一支解放力量。它的方式也許有些粗暴，但我們始終認為，歸根結底它是一支代表進步的力量。當時沒有人可以說服我接受與此相反的任何觀點。

這種態度日後決定了我們在冷戰期間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每當聽到有人罵我們時，我們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說的是否屬實？”而是“他們攻擊我們是否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自我辯解的習慣一旦養成就再也聽不進批評意見。

那時我們非常幼稚。我以為，德國人從戰敗的重擊下醒過來後，越來越多的人會感激蘇聯人把他們從希特勒的統治下解救出來，並對他們的救星表示熱烈的歡迎。實際情況跟我想的大相徑庭。在我住的居民區內，有一家納粹分子被趕出了他們那套寬敞的住房後，左鄰右舍開始為誰有資格搬進去而爭吵不休。德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雖已垮臺，而德國人仍為爭奪個人的“生存空間”斤斤計較，我不無厭惡地想。更令我氣憤的是，有一家人聲稱他們從未加入過納粹黨，因此最有資格住進這套房子。實際上，他們是當地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曾向當局出賣過5名共產黨員！

對當時宣傳的建設一個人道主義的和熱愛和平的社會與現實的矛盾，我怎麼竟然會絲毫沒有察覺？我想那是因為我在蘇聯成長的經歷使我成了半個俄國人，感情上同情俄國人渴望對無惡不作的德國復仇的願望。我以為，局勢恢復平靜後，報復情緒會逐漸消失，從而在德俄之間建立一種誰也不謀求壓倒對方的新關係。

回到德國後沒幾天，烏布利希…一接見了我們，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各自在蘇聯佔領區內的工作職責。我被分配到柏林廣播電臺當編輯。廣播電臺設在英國佔領區內的一棟大樓裡，這裡曾是戈培爾主持的帝國廣播電臺所在地，現在掌握在蘇聯人手裡。開始我不想聽從烏布利希的分配，因為我是學工程學出身，對宣傳鼓動那一套所知甚少，雖然小時候在抵抗納粹運動中曾接觸過宣傳工作。我問烏布利希，什麼時候能讓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學的學業。他不客氣地說：“讓你幹啥就幹啥。現在不是考慮造飛機的時候。”剛開始時心裡一點兒沒底兒，幹起來後卻發現對外採訪和撰寫外事評論其實極有意思（我的筆名是邁克爾·託姆斯）。我們的廣播電臺位於遠離蘇佔區的英佔區，因而成了剛剛揭開帷幕的冷戰中的一個前哨陣地。遠離位於東柏林的黨的總部意味著我們可以相對獨立地工作。不錯，我手上是有一份烏布利希在莫斯科時寫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小冊子，裡面強調了共同反對法西斯的任務。可當初除了這本小冊子外，我再無其他的政治檔案。

我經常見到烏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個叫“民主論壇”的節目裡，烏布利希代表統一社會黨（實際上是共產黨，1946年在蘇佔區由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而成）講了話。他尖厲的嗓音和濃重的薩克森口音嚴重地影響了播音效果。我當時完全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建議烏布利希以後讓播音員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練練發音。他聽後，臉上一紅，面露不悅。我初出茅廬就犯如此大錯，以後居然能在東德平步青雲，實在出人意料。為了把節目辦得更活潑引人，我們開設了聽眾問答專題，回答聽眾對當時一些忌諱問題的提問。比如，蘇聯關押的幾十萬德軍戰俘的命運如何？對納粹下級官員是如何處理的？沿奧德一尼河劃分的縮短了的德國新邊界是怎麼回事？奇怪的是，電臺裡負責監審節目的蘇聯軍官並未禁止這類話題。麻煩的倒是如何對付他們要求沒完沒了地播放枯燥無味的講話的指示。其中一篇是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的一次冗長的發言。 這次講話成為莫斯科與西方盟國關係惡化的先兆。由於這類乏味的節目，許多聽眾改聽美佔區內新成立的美戰區廣播電臺。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止於此。比如，不能如實報道德國老百姓與蘇聯佔領軍之間的關係，或蘇聯紅軍在進軍柏林途中肆意的強姦和搶掠。對戰敗的德國人的野蠻報復行為在德國，尤其在東普魯土地區已屬公開的秘密。我們和所有德國人一樣為此感到震驚！我們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