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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人眼裡，謀報世界一定顯得荒誕不經。諜報工作往好的方面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遊戲，往壞的方面說就是邪惡。如今冷戰已成為歷史，人們正在用比以往更開闊、更解放的眼光評估諜報工作的價值以及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中央情報局受到的指責尤甚。人們批評它耗資幾十億後也未能預先看出蘇聯行將解體，而且還出了一個鼴鼠，導致蘇聯境內的整個諜報網遭到破壞。

我認為，雙方龐大的諜報機構各裁減一半絲毫不會影響它們的效率。不錯，在人造衛星和電腦“駭客”的時代，蒐集情報當然離不開昂貴的技術手段。但這不能完全取代人。技術手段只能幫助查明某一瞬間的情況。至於各種秘密計劃、選擇和其他的考慮，哪怕是最先進的衛星也無法察覺。

此外，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總部人數的多寡沒有什麼聯絡。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國優秀間諜的數量與其諜報機構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時即以此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國家安全部其他部門的做法則相反。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最後達到8萬餘人。對一個只有170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而且對東德的生存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始終與帕金森定律做鬥爭。1987年我離開外國情報局時，我們局有3000多人。4年後它解散時，已漲至4000餘人。與此同時，潛伏在西德的間諜人數卻一直沒有變化。最後幾十年裡，我們在西德的間諜人數不過1000餘人，其中真正有價值的不超過十分之一。

因此，雖然諜報機構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確它們的使命的話，可以大大減少其人數。毫無疑問，諜報機構可以對付國際恐怖主義和世界上猖極的毒品販子集團。控制核武器的擴散也絕對離不開各國之間的合作。不過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探刺探競爭對手的秘密，政府部門的間諜在蒐集工業情報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懷疑。

我更擔心的是，如果不對諜報機構加以精簡的話，哪怕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也難以抵制暗中監視、控制自己人民的誘惑。諜報機構按其工作性質本來就不民主。毋庸諱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專制國家裡，謀報機構會成為踐踏公民權力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會里的立法機構也難以駕馭諜報機構。由於諜報工作的秘密性質，通常很難要求它們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公開彙報自己的工作，接受監督。問題的癥結恰恰在於此。即使是經過挑選的少數議員組成的監督委員會也無法瞭解到最核心的機密，例如西德聯邦議會和美國國會。所有實行代議制的民主國家裡層出不窮的醜聞證明了這一點。

只要存在政治衝突，只要武裝部隊負有解決這類衝突的使命，任何一國都離不開一個偵查潛在敵人的意圖及能力的機構。民主國家的議會和政府充其量只能爭取確保諜報機構嚴守事先為它們規定好的職責，不得捲入其他活動。然而暗中的較量會繼續下去。無論誰勝誰負，這種較量絕不是什麼遊戲。它發生在現實世界當中。有人會為此坐牢，有人身敗名裂，甚至有人為此喪生。而他們搞到的情報並無法決定一國的政治走向，充其量也許只能施加些許影響。無疑，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幹了一輩子諜報工作後，我不禁思忖，這一代價是否值當？

杜塞爾多夫法庭結束對我的審判時，我講了下面的一段話：“一個年愈70的老人自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生的功過。審判期間，‘叛國罪’一詞不絕於耳。我捫心自問，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一生遵循的做人準則。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崇敬的人無比珍惜這些原則。今天我認識到，我們過去頻頻失誤，犯了許多性質嚴重的錯誤，而且往往是已鑄成大錯時才恍然大悟。但我仍然信奉當年我們滿腔熱情去改變世界時懷有的理想和價值觀。”

透過講述我的一生，我希望清楚地向世人說明，我從未背叛我的理想，因此也沒有虛度一生的感覺。無論我還是我的朋友們做出的決定有時多麼有爭議，無論我們給自己或是別人帶來的傷害有多麼大，我們這一代人並非一生碌碌無為。

回顧青少年時代在蘇聯度過的日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斯大林的罪行，也不是蘇聯與納粹德國簽署的條約，而是戰爭年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