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軍閥的反動野心格外殘暴，對瀘州的圍攻進一步加緊，瀘州形勢十分緊張，劉湘拼湊了川黔反革命聯軍近十萬人，向瀘州進發。

面對十倍於己的優勢敵人，根據黨的指示，劉伯承準備率起義隊伍放棄瀘州、北上與開江革命軍會合。

但陳蘭亭、皮光澤等人貪戀瀘州鉅額鹽稅，抵制北上計劃。

同時，他們同軍閥暗中往來，劉湘也派人潛入進行策動反叛。

這夥說客向袁品文公然提出：“現在你們處境已經十分困難，要解圍只有交出總指揮和政工人員。

四、六路已經同意，就看你們五路了。”

袁品文是一個講正義的軍人，他說：“我們在危難的時候，希望總指揮來幫助我們治理部隊。

一遇著危險，就用犧牲主官的手段來解救我們自己，像這樣不仁不義，以後誰還敢和我們接近。

我不幹！”劉伯承的軍事部署著重於消耗敵人，儘量為革命多儲存些實力，堅守瀘州是為了充分揭露四川軍閥的反動面目，同時做好有步驟地撤退的準備。

他關心人民群眾的吃糧問題，要求軍隊注意愛惜米糧，並主動開放若干口子，讓居民同城外進行食糧交易。

由於劉伯承戰術運用得當，軍閥聯軍對防守嚴密的瀘州久攻不下，圍城半個多月，並無進展。

《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光輝思想（3）

龍透關地勢險峻，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關外一段惟一的通道寬僅數尺，人稱“鵝項頸”。

劉湘組織兩千多人的敢死隊，多次向龍透關發起猛攻，連續三次衝鋒，都被打垮。

4月30日午後，劉湘利用長江、沱江的幾百只快船，在強大火力掩護下，企圖一舉攻下瀘州，夜間10時，大風大雨忽作，起義軍有恃無恐，直等到敵軍進入火力圈時，劉伯承才下令“開火”！岸邊的敵軍，遭到了密集火力殺傷，四小時的激戰，敵軍大敗，衝到岸上來的敵軍全部被俘。

京戲裡諸葛亮在敵兵壓境時能上城頭彈琴，那是藝術的誇張虛構。

而劉伯承在孤城受困時尚能給參謀人員贈詩，卻是真實的事情。

劉伯承講究掌握主動權，即使情況再險峻，他也總是指揮若定，舉重若輕。

他對身邊工作的人員劉孟伉說：革命的道路很長，而且是崎嶇曲折的，要不斷地翻坳，但是革命終究是要勝利的。

為了使青年人更深地理解這個道理，劉伯承還將三年前在犍為五通橋張仲銘家養傷時寫的一首詩，親手抄錄前四句，贈與劉孟伉：園林春色滿，仕女踏青時。

誠恐名花落，匡扶不上枝。

沒有抄錄的後四句是：峨山沉雪裡，欲往滯犍為。

君自家山問，琅琅回有詩。

一位高階指揮官處於逆境尚能如此從容瀟灑，這隻有全面確掌戰局脈絡的高手方能辦到。

劉伯承不單在軍事上屢屢擊敗劉湘同軍閥的進攻，他還善於運用攻心戰術展開政治攻勢。

正當瀘州戰事劇烈之時，劉伯承在4月13日、21日，先後發出《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討賊檄文》和向武漢國民政府呈請###與蔣介石相勾結的四川軍閥劉湘的呈文。

兩份通電，正義凜然，氣勢磅礴，把劉湘等種種駭人聽聞、慘絕人寰的血腥大屠殺公之於眾，徹底暴露“劉湘等懸革命之旗幟，作反動之事實，殘酷暴虐之帝國主義，猶不忍為，今竟悍然為之，罪惡滔天。”

《漢口民國日報》5月5日刊登《呈文》，在“前言”中指出：“劉伯承為川中將領之最革命者，其於劉湘之種種反動行為，早已怒髮衝冠，有必###之決心，觀其數日致中央呈文，可見一斑。”

動員輿論，抨擊蔣介石、劉湘之流打著孫中山旗幟幹出違背三大政策的罪惡勾當。

劉伯承不愧為一位具有全國性戰略眼光的大軍事家。

他把堅守孤城同全國政局相聯絡，4月17日劉伯承以總指揮部名義發出《瀘城最近之一封信》，致函武漢國民政府，報告瀘城近況，使吳玉章便於在武漢國民政府中開展工作，以事實宣揚劉伯承等的真正愛國行動，有利於揭穿背叛孫中山主張的反革命。

劉伯承同吳玉章配合得很緊密，令四川軍閥臭名遠揚。

戰爭的物質消耗是巨大的，劉伯承心中十分清楚：糧食和彈藥接近枯竭。

黨組織鑑於受圍攻的瀘州被封鎖得嚴嚴實實，主張劉伯承從速撤出。

留得青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