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從‘九一八’日寇佔滿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動營壘內部和各中間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組織國防政府。

此時三次‘左’傾不知利用，仍認為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

第四，三次‘左’傾把蘇維埃共和國當成一個大國，盲目擴大自己的力量，認為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兩條道路的決戰。

提出‘爭取蘇維埃在全國勝利’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

第五，在軍事方面，三次‘左’傾也採取了完全和毛主席軍事思想相反的一套做法……這些做法導致反五次‘圍剿’的失敗，不得不長征。

長征開始又是退卻逃跑，使紅軍遭受巨大損失，使黨遭受危機。

大家要開會解決三次‘左’傾的領導問題，總結經驗，這是遵義會議的由來。”

劉伯承關於兩條軍事路線的交鋒作了翔實的反映：“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報告，軍委負責人作了副報告。

博古的報告遭到大家反對，認為基本不正確，並展開了爭論。

最後博古承認了自己軍事路線的錯誤是失敗的主要原因。

政治局對此作了決議。

大多數人此時還不瞭解政治路線的錯誤。

當時形勢很緊張，這個問題也就暫時放了下來。”

“編外參謀”貢獻多劉帥美名垂青史（4）

會議上主要爭論的幾點：“第一，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人過於強大，敵人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兵力50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顧問幫助蔣介石。

大家認為是個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圍剿’敵兵10萬，我兵不足4萬，是2�5∶1；第二次反‘圍剿’敵兵20萬，我兵仍不足4萬，是5∶1；第三次反‘圍剿’敵兵30萬，我兵3萬多，是10∶1；第四次反‘圍剿’敵兵30餘萬，我兵4萬多，是8∶1；第五次反‘圍剿’敵兵50萬，我兵4萬多（未計地方武裝），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圍剿’時有十九路軍在福建和蔣作戰，還有廣東軍閥陳濟棠宣佈自由行動，對蔣威脅。

敵人內部發生矛盾，都靠近蘇區。

一至四次反‘圍剿’時，則無此有利條件。

第二，博古認為失敗原因在於蘇區物質條件不好。

大家不同意，因為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口號下，紅軍擴大了（10萬），紅軍財政和糧食等其他物資需要都基本解決了。

第三，博古強調白區反帝反蔣運動沒有顯著進步，瓦解敵軍的工作薄弱，游擊戰薄弱，各區呼應配合不夠緊密。

大家承認這是個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因為一至四次反‘圍剿’時，蘇區也是被割裂的，蘇區範圍更小，瓦解白軍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戰略戰術上的錯誤。

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發言，他對三次‘左’傾戰略戰術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三次‘左’傾負責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援了毛主席的意見。

這些意見概要如下：1�三次‘左’傾戰略戰術的第一個錯誤是堡壘對堡壘，使敵人的堡壘主義持久戰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

敵人採取堡壘主義是企圖避免和我們打運動戰，迫使我們進行陣地戰，即避開紅軍的長處和他們自己的短處，三次‘左’傾採取堡壘主義就中了敵人計策。

粉碎堡壘主義的打法是運動戰。

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不能打運動戰是不對的。

在敵人這方面說，到處築堡必然分散兵力（1934年1月不完全的統計，敵堡壘2900多個），為了找我作戰，它不能總呆在碉堡內不出來，不向我前進。

另外，敵人總還不能在全國到處築碉堡來限制我們活動。

堡壘主義必然是敵人大大分兵，它終究還是要出來找我們打仗，就有在運動中捱打的可能。

在我們這方面來說，就是在敵人堡壘線前後左右、四面八方打游擊戰，襲擊他，擾亂他，牽制他，迷惑他，以配合紅軍作戰。

紅軍或在堡壘線內，待敵前進時在運動中消滅他，或轉到堡壘線外廣大無堡壘的地帶活動，調動敵人，迫使敵人不得不出來和我們打運動戰。

就在第五次反‘圍剿’時，運動戰的機會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團村、將軍殿、建寧、湖坊、溫坊各戰役，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