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季節，別說找人，去找人的人能從雪地裡爬回來就不容易了。”

“張作富和寅大在連隊是有影響的兵，各自也還有一同入伍的同鄉，張作富的同鄉有十個，寅大的同鄉有十九個。昨天晚上，一連和機械連七、八個寅大和張作富的同鄉來連隊說失蹤的事兒，其中一連有個叫袁圓源的張作富的老鄉就找到我，情緒激動地說：連長，張作富和我是一個公社的，坐一個悶罐車到部隊，又分在新兵連一個班。他可是我們那個年度新兵中第一個被提拔為幹部的人，也是我們公社來的四十六個兵中的第一個幹部。現在居然失蹤了，連隊要有個說法。我就告訴袁圓源，對於張作富和寅大的事，從團、師到北京領導機關都很重視，幾級機關的一致意見是全力搜尋，但是限於條件和惡劣的環境，目前還沒有結果，希望理解。我還指出，你們既然為張作富當幹部驕傲，又都明白張作富是因公失蹤，就應該安心工作，更不應該跑到八連來，況且，目前戰備值班並未解除。袁圓源平時不多話，但昨天他說話一點兒不含糊：‘連長，你原來是一連連長，還算了解我吧。我請你請你理解我們的心情，要是你在我這個位置，是不是也要想這件事兒呢？我們當兵在這個部隊裡，在這裡爬冰臥雪打隧道修公路，幾年下來，也沒怨言了，也能接受苦與累了，畢竟是解放軍，你不受苦受累，誰受苦受累。可有一天，我們是要回去的，是要回到故鄉的，張作富丟了，我們都不問、不找了，回去以後老家的人問起來，也心愧呀。’”

“這個袁圓源的想法有其代表性。看來，一方面，我們引導幹部戰士從張作富、寅大失蹤，也可能是早已犧牲這件事上，感受奉獻犧牲的光榮，進而進一步提高對承擔工作深遠意義的認識；另一方面，必須就寅大和張作富失蹤問題有個定性結論。”“前兩天，我組織連隊對張作富、寅大進行追憶活動，一班有個兵說，我睡覺經常跑到被子外面，張排長就把我的鋪調到他的鋪邊，每天晚上給我蓋好幾次被子，輪到我站崗，他總是輕輕地叫我，叫不醒，他就再站一小時，張班長這麼好，失蹤後，我總是想他。還有炊事班的一個兵說：我最愛看文書編的黑板報了，他把我們這些伙頭軍比作連隊建設步步高中的步步。我們炊事班有天晚上的班會，專門兒討論步步問題。我說文書的步步，就是說連隊建設象一步梯子，每往前邁一步，都要付出艱辛；炊事班長說，我當兵七年一直在炊事班，把饅頭揉成圓，切成文，每每看到戰士們排隊打飯，心裡就象煮沸的水愉快地冒著泡泡。文書把咱們炊事兵說成‘步步’，是個讚賞的稱呼，今後表揚我們這些為連隊做飯的，有了新詞兒了，趕明兒再煮駱駝肉，我給寅大留一大塊兒屁股上的肉。”

“你這個追憶活動，對失蹤的同志是個安慰，對我們這些還在從事工作的人，也是一個互相傾訴親情的機會。”

當天晚上，王建平和餘喜財商量得很晚。他倆覺得，連隊兵們思想上產生波動是正常的，只要引導得法，就能夠從張作富和寅大以及黎兵凍殘這件事上激發大家的革命熱情，同時一致認為，在連隊目前這樣的關鍵時刻，要在黨員隊伍中開展談心活動，要從關心每一個戰士疾苦開始，體現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同時強調，幹部要在隧道掘進的一線起到模範帶頭作用。

然而，第二天晚上，袁圓源同一連另四位張作富一塊兒入伍的同鄉又找到八連。袁圓源先是找餘喜財，得知餘喜財上隧道後，又找王建平，王建平去團指了，袁圓源就找到擔任連值班員的李望清，隨同袁圓源的還有八連的張作富的同鄉於新年。李望清把袁圓源和於新年領進連部會議室，還未開口，袁圓源就講了：“李排長，昨天我們幾個來八連了，今天又到了八連。我們老鄉張作富的失蹤，希望八連抓緊向上反映組織力量尋找，無論如何不能像現在這樣拖來拖去沒有個說法。”李望清是知道連隊發生查線事件全過程的人，就耐著性子對袁圓源說：“張作富和我是一個排的，我倆在同一生與死奮鬥了一年，又一同入黨，一起提幹，他的失蹤本身就是對我的巨大打擊和傷害。從他失蹤那天起，餘喜財連長先是連續三天三夜沒閉眼，組織部隊同團裡一同尋找，後來實在找不到了，就組織種種活動，回憶張作富同志和寅大同志在連隊生活的日子，還同時反映要儘快找到他倆。可是你們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八連，像是興師問罪似的，這樣合適嗎？這樣不是添亂嗎？”

袁圓源和幾個老鄉聽了李望清的話，不願意了。“李排長，我們怎麼就給八連添亂了？怎麼又不合適了？你要解釋不清楚，我們還真要跟你鬧個明白。”“我李望清說你們添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