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克雷孟梭說，“不錯，在英國受審，在法國行刑。”勞合·喬治在想，之後應該把他送到哪裡。加拿大？某個小島？“請不要把他送到百慕大群島，”威爾遜叫道，“我想自己去！”直到最後一刻，德國政府一直在試圖取消相關條款。其實他們本用不著如此擔心。

德國皇帝一直活到1941年，寫回憶錄，讀沃德豪斯的書，喝英式茶，溜狗，嚴詞譴責有辱德國及其本人的國際猶太人陰謀。當希特勒於1939年發動戰爭時，他興奮地歡呼，“奇蹟的繼續！”他最終在德國入侵蘇聯前夕去世。協約國最終放棄自行審判其他德國戰犯。他們給建立了特別法庭的德國政府一個名單——其中包括興登堡和魯登道夫，讓它完成審判工作。在成百上千指定的人當中，只審判了12人，大多數人當即就被釋放了。幾個曾擊沉載滿傷員的救生艇的潛艇軍官分別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但他們幾周後逃脫了，再也沒有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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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制德國（1）

早在仲冬之歇之前，四人會議已研究的條約中的軍事條款警告說，處理德國問題比對付德國皇帝要困難得多。多數人認為軍國主義及大規模武裝部隊，尤其是德國所存有的，對世界很不利；的確，論證軍備競賽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圖書已經開始湧現。威爾遜十四點原則中的一點提到，把國家武裝削減到“能維護國家安全的最低點”。國聯的一大賣點就是它可以為各國提供安全，以促使他們自願削減武裝力量。由於徵兵在英國很不受歡迎，勞合·喬治熱烈擁護這個想法。很明顯，解除歐洲大陸最強大國家的武裝是國聯全面解除各國武裝至關重要的第一步。雖然關係不大，但協約國打算給其他戰敗國強加嚴格的軍事條件。他們還試圖說服其歐洲盟友如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及希臘同意縮減武裝，但沒有成功。

解除武裝本身無可厚非，但在德國究竟應該儲存多少軍隊的問題上很難達成一致。新的德國政府必須有能力鎮壓國內反叛，它應該強大得足以抵擋來自東方布林什維克的威脅嗎？對此，協約國無法代勞，他們正在逐漸撤銷對俄國的干預，中歐各國也不能代勞，他們一面為生存而掙扎，一面，正如勞合·喬治最親密的顧問之一漢克嚴肅地說，“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將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布林什維克。與此相反，他們表現出所有我們習以為常的巴爾幹惡習。”儘管德國人有很多缺點，但他們至少“穩固、愛國、可靠、組織性強”。然而，對法國人來說，德國軍隊一直都是威脅。尤其是福煦從一開始就堅持，協約國必須沒收德國軍事裝置，佔領萊茵蘭以及橋頭堡，破壞沿德法邊境的德國防禦工事，並把德軍限制在10萬人左右。他說這些要求純粹是軍事上的。

作為少數從戰爭中脫穎而出的高階將軍之一，福煦喜歡自稱為普通士兵。他矮小、一頭金髮、謙遜、衣冠不整。某美國專家認為，“15英尺之外，沒人會把他當作大元帥”。福煦出生在比利牛斯山脈地區的一箇中等家庭，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同時也是無可指責的顧家的男人。他喜歡園藝、射擊和看戲（只要不是太現代），憎惡政客和德國人。他的摯友，英國將軍亨利·威爾遜敬佩他的勇氣和執著，即使在戰爭中最黑暗的時刻。他說，福煦有“一種神奇的本能，他知道應該做什麼，但不一定能說出原因”。另一方面，與他在戰爭結束前幾天有過沖突的美國司令潘興將軍認為他“狹隘、小氣、固執己見”。威爾遜總統逐漸發現他是記仇、盲目的法國人的化身，還覺得他沉悶乏味。

與他相識多年的克雷孟梭一直對他愛恨交加。1919年，他對最高委員會說，“他是個偉大的將軍”，但“不是軍隊教皇”。戰爭期間，為了選最高盟軍司令，他在貝當將軍和福煦將軍之間權衡不定。“我發現我處於兩人之間，其中一個對我說我們完了，另一個來去像個瘋子，渴望打仗。於是我對自己說，讓福煦試試！”克雷孟梭覺得自己的選擇是對的。他說：“1918年3月，我看到他比以往更加自信、熱情、執著，表現出一位偉大的領導者的風範，而且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一直戰鬥到敵人投降為止。”但另一方面，他又說，“戰爭期間，我必須每天和他見面，以防止他做蠢事。”

克雷孟梭從來不完全信任任何士兵，尤其是信教計程車兵。他沒有指派福煦作為法國代表參加和會，並明確只有接到邀請，他才可以參加和會。對此，福煦從未原諒他：“實在匪夷所思，克雷孟梭先生首先想到的對抗威爾遜及勞合·喬治的合適人選竟然不是我。”當福煦及其支持者試圖影響和平談判時，克雷孟梭變得很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