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第6號訓令，判決謝步升死刑，並沒收他個人的一切財產，倘若對方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間內可以向臨時最高法庭上訴。

主審：潘立中

陪審：謝正平鍾桂先

第6節；

從判決書認定的犯罪事實分析，謝步升實施的違法行為主要有四個方面。（1）財產性的。一是利用職權侵吞公款3000多毛（毫子）和打土豪所得財產；二是利用職權用“大斗進小鬥出”的手段將收買群眾的米賣給“蘇一大會”，用自己小牛換大水牛的方式竊取公共財物；三是利用職權偷蓋印章販賣牛，以每隻得大洋三元的方式騙取公共財物；四是殺死軍醫，竊取其金戒指和氈毯等物。在那個年代，謝步升實施的上述行為都可以構成嚴重的犯罪。正如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項英發表文章指出：“誰要是浪費一文錢，都是罪惡，若是隨意浪費，那實際是破壞革命戰爭。至於吞沒公款，營私舞弊等貪汙行為，簡直是反革命。”（2）人身性的。一是謝步升搶劫瑞林寨布衣店邱老闆；二是謝步升借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勢力霸佔婦女；三是非法剝奪謝深潤和軍醫的生命；三是販賣婦女，即用1700毛將自己的老婆出售。（3）濫用職權，徇私舞弊。利用職權包庇富農，將富農改為中農。公報私仇，說謝深潤是社黨，報私仇殺了謝深潤。

謝步升不服一審判決，認為當過雲集暴動隊隊長，打土豪分田地立過功，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提出上訴。1932年5月9日，臨時最高法庭作出判決。判決書原文如下：

臨時最高法庭終審判決書，臨時最高法庭判決書第5號（1932年5月9日）

1932年5月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主審梁柏臺，陪審員：鄒武、鍾文芳，書記：李伯釗、何乘才，同時參加審判的國家原告人：陳子豐、張振芳，審判反革命案件的被告人：謝步升。

本法庭審理的結果，認為瑞金縣蘇裁判部1932年5月5日對於謝步升的判決書是正確的，謝步升的上訴否決，仍按照瑞金縣蘇裁判部的原判決執行，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鐘執行，並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

主審：梁柏臺

陪審：鄒武鍾文芳

1932年5月9日下午，謝步升被執行死刑。這聲清脆的槍響劃過江西瑞金城西的田野和山岡，震撼了整個蘇區。這是黨在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反腐敗的第一聲槍響。

四、蘇區廉政建設逐步完善

首先，嚴厲打擊貪汙腐化分子。何叔衡在各級黨組織建立監察委員會，實行黨對反貪機構的直接領導，在各級政府設立工農檢查部、控告局和裁判部，這些機構廣泛吸收和動員蘇區工農群眾加入，成立反腐輕騎隊、突擊隊、群眾法庭等組織，並委任工農通訊員隨時檢舉腐敗分子，一張巨大的蘇區反腐網迅速形成。在他的領導下，這些反腐機構的工作人員深入基層、暗訪調查、蒐集證據、打擊腐敗的行動讓腐敗分子防不勝防。中央蘇區處決謝步升後，反貪機關連續作戰，先後在財政部、勞動部、土地部、中央總務廳、糧食調劑局、中央合作總社等單位查出貪汙腐敗分子60餘人。對其中情節較重者處以重刑，極個別的還判處了死刑。懲處了蘇區的鐘鐵青腐敗案、唐達仁貪汙案、左祥雲貪汙案、陳景魁涉黑案和瑞金縣集體腐敗案等。在紅色政權兩年多的反腐鬥爭中，揭露並處理了一大批腐敗犯罪分子。例如，僅江西省樂安縣增田、善和兩區、鄉，便查處72人，萬安縣、區各機關共查處60人，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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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

縣查處49人，永豐縣查處43人。在中央機關，共查出有貪汙行為的會計科長和會計10人，管理科長及科員8人，財政處長3人，總務廳長1人，局長3人，所長1人，廠長2人，貪汙公款累計大洋2053�66元，還有棉花135公斤，金戒指4枚。送法庭制裁的29人，開除公職的3人，包庇貪汙與官僚主義者送法庭的1人，建議撤職改調工作的7人，給嚴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只有300萬人的中央蘇區反貪運動取得了極大的成果，這些腐敗案的處理不僅純潔了隊伍，震懾了腐敗分子，也使蘇區群眾更加揚眉吐氣，鬥志旺盛。

其次，逐步開展法制建設。1932年9月初，董必武抵達瑞金後，找到時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針對蘇維埃法制還很不健全，特別是當時開展的反貪汙浪費運動還缺乏法律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