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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舅舅聽人講，他好象參加的是託派組織，乾的是反對國民黨政府掉腦袋的事情。這種猜測現在分析起來不無道理，因為當時中國託派的總書記陳獨秀就是安慶人，並且他有許多安慶的親戚都是託派的重要成員，這說明託派組織在安慶很有影響，大有市場。但我姥爺究竟是否真的就是加入了託派，還是別的什麼秘密組織，再沒人能夠證明，所以至今也是一個謎。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姥爺不甘寂寞的性格並沒有因為挫折和歲月的流失而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姥爺死於民國11年，也就是公元1932年，具體時間我沒有考證，大概是秋末冬初的時候。我想對後人來說，姥爺什麼季節去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姥爺的死標誌著餘良卿老字號發展歷程中一段插曲的結束。

我至今想象不出一個曾經滿懷報國之志並且捨生忘死、浴血沙場的熱血青年為什麼會一步步走向墮落。

或許是面對革命屢遭挫折，從此悲觀失望？或許是見到昔日戰友剖腹挖心、屍橫遍地嚇破了膽？或許是經歷了生死磨難，大徹大悟，對黨派之爭心灰意冷？或許是多年闖蕩江湖，結交了黑白兩道、三教九流，染上了市井惡習？或許真有著難以言表的苦衷？

總之，姥爺就這樣帶著後人數不清的疑問，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回憶著姥爺短暫的生命歷程，我真的是感慨萬千。

人的一生有很多種活法，或榮華富貴，或窮困潦倒，或驚險刺激，或平淡無奇，總是有著規律可循。而象姥爺這樣前半世轟轟烈烈，豪情萬丈，後半生平平庸庸，碌碌無為，有著如此巨大強烈反差的並不多見。

做為一個壯志未酬的悲劇人物，我猜姥爺一定是死不暝目的。

姥爺與姥姥一樣都是死於肺心病，去世時年僅43歲，可謂是英年早逝。

儘管姥爺是餘良卿老字號公認的最不成器的一代掌門，然而，他死後享受到的榮譽卻出人意料地至高無上、空前絕後。

與姥姥的後事相比，姥爺的喪事當年轟動了整個安慶城，至今80歲以上的安慶老人提及，仍然記猶尤新，津津樂道。

聽舅舅講，姥爺的靈柩總共停放了七七四十九天。每天靈堂前都有僱來的樂隊不停地吹奏著曲子，雖然與喪事哀情極不協調，但為了顯示闊綽，也就顧不得哀慼了。逢七便請來一大幫和尚、道士超度亡靈，引得看熱鬧的孩子們到處亂跑，象是趕廟會一般。弔唁的親朋好友車水馬龍，川流不息，省市軍政要員也來了許多，算是給足了餘家面子。數不清的花圈黑帳從靈棚裡擺到大門外，又從大門外沿著南正街幾乎排到南城門根，各式各樣輓聯上的溢美之詞更是五花八門，什麼“反清志士”、“革命先驅”等褒獎字眼滿天飛舞，似乎當年發生在安慶的武裝起義不是徐錫麟而是我姥爺親自指揮一般。

出大殯那天，整個南正街擠滿了送葬的隊伍。兩個兩丈高的鬼形引導開路，接著是32個人抬著的銘旌，然後是一長溜燒紙活，什麼金山銀山、金童玉女、汽車輪船無奇不有。七寸厚的黑漆楠木棺由48個壯漢吃力地抬著，緊跟著的是一群吹鼓手和唸唸有詞的和尚，最後是乘坐孝眷的車隊。我幾個舅舅被人摻扶著，痛哭流涕，沿途數不清的路祭都要下跪叩謝，一路上幾乎一步一磕頭，膝蓋和額頭磨得血肉模糊。整個弔喪的隊伍浩浩蕩蕩，首尾不見，鼓樂齊鳴，嚎聲一片，紙錢飛舞，銘旌高聳，圍觀的人群比肩繼踵，甚是壯觀。

母親那年只有5歲，是姊妹六個中最小的一位，她至今記得，當時姥爺的姨太太摟著她坐在一輛沒帶遮蓬的馬車上，就聽見路旁的老太婆抹著眼淚嘆氣道：“只是可憐了這個女娃，小小的年紀，便沒了父親。”

但是，母親自己並沒覺得可憐，也絲毫沒有過分悲慼的感覺。在她的記憶中，父親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母親平時很少見到父親，即使是父親在家時，也總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樣子，從不和她玩耍。可以說，母親和我姥爺之間並沒有建立起多少深厚的感情。我後來問母親，姥爺出殯的那天究竟哭了沒有？母親很肯定地搖搖頭。

父親發喪，女兒竟然沒掉一滴眼淚，這種事情說出來令人不可思議，但這件事發生在我母親身上，就一點也不稀罕了。

母親是個性格剛強的女人，我從小到大極少見過母親流淚。我在南昌上小學時，有一次，因為爬鐵絲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