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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恩伯一面修築防禦工事，一面加緊了市區內的白色恐怖。4月24日，淞滬警備司令部頒佈的“緊急治安”條例貼滿了大街小巷：“造謠惑眾者處死刑”！“集中暴動者處死刑”！“怠工罷工者處死刑”！“鼓動###者處死刑”！“擾亂金融者處死刑”！“破壞社會秩序者處死刑”！“無命令而破壞物資者處死刑”！白紙黑字，觸目驚心。

4月27日，淞滬警備司令部再次貼出佈告：（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區人民遷往市區。（二）無上海市身份證者禁止入城。（三）遷出城外不受限制。（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經查出就地槍決。

一時間，警車橫衝直撞，特務四處捕人，軍警戒備森嚴，幾乎天天都有進步人士被捕槍決，甚至連虹口公園、大世界這些昔日最有名的娛樂場所也變成了刑場。僅4月26日這一天，上海市14所大專院校就逮捕進步學生356人。在國民黨統治上海的最後一個月內，數以千計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慘遭殺害。

在這大戰將臨的時刻，資本家政客及國民黨軍官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紛紛外逃，能去美國的去了美國，能去港澳的去了港澳，能去臺灣的去了臺灣。就連一個月前，秉承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旨意，在上海發起組織所謂“自救救國運動”的青幫頭子杜月笙，見大勢已去，也悄然動身去了香港。整個大上海似乎亂了方寸，被一種極度恐慌的氣氛所籠罩。

在這種情況下，大舅心急如焚，時刻掛念著孤身留在上海的我母親，多次來信要她速回安慶老家躲避戰亂，大姨在美國則連發數電，催促她速下決心，赴美留學。

何去何從，面對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選擇，母親表現的出奇冷靜。俗話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可母親把我大舅和我大姨的所有來信來電一律束之高閣，置之不理。

1949年的整個春天，母親象一個幽靈不停地在校園裡、在同學中尋找著地下黨組織，但就是找不到。她心裡明白，黨組織就在身邊，而且是在有意迴避她，但她卻不知道究竟因為什麼迴避她。那時上海所有大學都已放假，膽小的學生回家躲起來了，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被組織轉移到解放區了，留下的都是護校或準備為解放大軍進城帶路的，母親一直沒走，可整天無所事事，東遊西蕩，沒有人給她佈置任務。

終於，母親徹底絕望了，她象一隻在暴風雨中脫離隊伍的孤雁，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寂寞和痛苦。固執的她經過幾天不眠之夜的反覆思考，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的決定。

母親誰也不依靠，她要孤身逃出戒備森嚴的大上海，投奔人民解放軍去。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善於叛逆的她再一次做出了讓所有人都瞠目的抉擇。

四　參軍

母親對我講過，如果學校地下黨組織接納了她，她肯定就會留下，等待解放大軍的進城，畢竟母親是在城市長大的學生，農村和軍隊是她毫不熟悉的領域。

但母親當時已經明顯感受到了學校地下黨組織對她的不信任，這一下反而激起了母親的倔脾氣。

母親暗自在心裡發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不相信我會參加革命，我偏要參加給你看看。這裡的黨組織不讓我革命，我就去尋找允許我革命的黨組織。我不清楚哪裡的黨組織會收留我，但我堅信一定會有收留我的黨組織。我不知道解放軍駐紮在什麼地方，但我知道向北走就一定能遇見解放軍。我不知道解放軍的軍裝是綠色的還是灰色的，但我知道他們的帽子上都戴著閃亮的紅五星，只要看見高舉紅旗，頭戴五星的部隊，那就一定是人民的子弟兵。

母親解放後遇見的那位地下黨支部負責人承認，我母親這一舉動終於使他們形成共識，這是一位下定決心背叛家庭跟著共產黨幹革命的富家小姐。然而，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時，母親已經象霧水一樣在一個黎明前的黑暗，從學校蒸發得無影無蹤了。

母親是在一個大霧瀰漫的清晨悄然離校的。結伴而行的還有一位男生以及一位叫張潔、一位叫秦菲的同班女同學。母親後來多次對我提起這兩位與她一起參加革命的女同學。張潔是河南人，長得亭亭玉立，父親是國民黨的一位少將師長，但她母親和父親早就離了婚，所以自幼跟隨母親生活，十分艱難。秦菲是上海人，生得楚楚動人，父親是開紗廠的老闆，是個富家小姐。她們和我母親一樣，平時經常閱讀進步書刊，追求進步，嚮往光明，卻又找不到黨組織的大門，於是一商量，決定冒險逃出戒備森嚴的大上海，去投奔兵臨城下的解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