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曾說：“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卻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書牘五《答司馬王繼津》）又說：“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語，即有一、二親故，間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遣客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同卷《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譭譽》）居正對於自己底生活，不算沒有把握。在操守方面，正因為居正對於政權的熱中，我們更可想象他對於貨利的淡泊。在言論自由的時期，一旦貪汙有據，經人指摘，往往不但成為終身的沾辱，而且會引起政權的動搖。這是一個熱中政權的人所不願意的。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氣，已經瀰漫了，腐化的勢力，侵蝕一切，籠罩一切，何況一個全權在握的首輔，更易成為腐化勢力底物件。北京只是居正底寓所，他底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潔身自好，但是居正有僕役，有同族，有兒子，有弟弟，還有父親。腐化的勢力，在北京找不到物件，便會找到江陵。居正也許還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親嗎？尤其張文明那一副放蕩不羈的形態，更不會給一個十幾年不曾見面的兒子以說話的機會。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最痛苦的是在未經指摘的時候，儘管認為習慣，但是一經指摘以後，立刻又成為貪汙。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底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底指摘。這是政治生活底創傷。隆慶六年，湖廣巡撫、巡按提議為居正建坊。大學士建坊，在明代只是一個尋常的事，但是建坊底工料，一切又落到湖廣民眾身上。居正極力辭免，他說：“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萬姓睊睊，口詛祝而心諮怨，將使僕為榮乎？辱乎？”不建坊也可以，他們便準備照工料折價，送給張家，這可算是異想天開，不過居正並不覺得離奇，他只說：

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為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擊鮮為賓客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饋，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願公再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真愛。若不可止．如曏者面凟云云，準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書牘四《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我們不能認居正為“穿窬之徒”，但是我們也沒有看到堅決的拒絕。他只是不要建坊，不要折價，而希望以建坊之費，準作廢府納價。在運用的方面，縱使不同，但是接受只是接受，還不是同樣的民脂民膏？廢府即遼王府，隆慶二年遼王憲【火節】被廢以後，張家據為己有，直到隆慶六年，才想起納價的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稱“居正攘以為第”，指此。居正曾孫張同奎對於此事的否認（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上六部稟帖》）只是沒有根據的說話，其後《明史》根據同奎底言論，重行刪訂，便上了一次大當。

建坊不僅是建坊，坊價送到張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築工人，由錦衣衛軍士包辦。這個原是明代的敝風，但是在這一點，似乎居正也不覺得離奇。他說；

新構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造錦衣，亦止便差用借，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羨為僕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賈怨。且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即給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後逐年賜責，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為之，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清議，則百朋不為重，廣廈不為安也。（書牘五《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這是萬曆元年的事。這一座第宅底規模，著實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擬賜金構一書舍耳。不意錦衣龐君遂摹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屢垂念，給與頻蕃，既乖本圖，復益罪過，赧怍之衷，口不能悉。”（書牘五《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第宅之中，有堂有樓，神宗賜名為純忠堂、捧日樓，又頒御筆大字二幅，對句一聯，御前銀一千兩。（奏疏三《謝堂樓額名並賜金疏》大字二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