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中國人的吃穿住行問題尚未解決，也許這是中國人更關心這類問題而較少關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視這類問題的中國人，卻為什麼一直倒沒能解決了這類問題？舉個例說，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較少關心精神生活的後果。——這是個過於複雜的話題。

我只是想，不要把“貴族化”作為一個罪名來限制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關懷，也不要把“平民化”作為較少關懷精神生活的譽美之詞。這兩個詞，不該是學術用詞。至少這兩個詞歧義太多，用時千萬小心，我想，文學更當“精神化”吧。

13。樂觀與悲觀。

已經說過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見這種困境，無視這種困境，不敢面對這種困境——以此來維繫的樂觀，是傻瓜樂觀主義，信奉這種樂觀主義的人，終有一天會發現上當受騙，再難傻笑，變成絕望，苦不堪言。

見了這種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與哀嘆再無其他作為——這種悲觀是傻瓜悲觀主義。信奉這種悲觀主義的人，真是慘極了，他簡直就沒一天好日子過。也已經說過了，人可以把困境變為獲得歡樂的機會。

人的處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內在的樂觀和悲觀，對此稍有不承認態度，很容易就成為傻瓜。所以用悲觀還是樂觀來評判文學作品的好與壞，是毫無道理的。表現和探討人的一切處境，一切情感和情緒，是文學的正當作為，這種作為恰恰說明它沒有沾染傻瓜主義。當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樂觀和悲觀，變作藝術，來觀照、來感受、來沉思，人便在審美意義中獲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計較坦途還是困境，樂觀還是悲觀，他諦聽著人的腳步與心聲，他只關心這一切美還是不美（這兒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著敬畏的驕傲）。所以，樂觀與悲觀實在不是評判文學作品的標準，也讓它回到它應該在的領域中去吧。

況且，從另一種邏輯角度看，敢於面對一切不正是樂觀嗎？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觀。這樣看來，敢於寫悲觀的作品倒是樂觀，光是叫嚷樂觀的人倒是悲觀——悖論總來糾纏我們。

。　想看書來

宿命的寫作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這話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經不惑，怎麼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談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況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嗎？

斗膽替古人做一點解釋：很可能，四十之不惑並不涉及天命（或命運），只不過處世的技巧已經爛熟，識人辨物的目光已經老練，或謙恭或瀟灑或氣宇軒昂或頤指氣使，各類做派都已能放對了位置；天命麼，則是另外一碼事，再需十年方可明瞭。再過十年終於明瞭：天命是不可明瞭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務之域，一旦問天命，惑又從中來，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來是隻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給四十，而不留到最終，想必是有此暗示。

惑即距離：空間的拓開，時間的遷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尋覓，寫作因此綿綿無絕期。人是一種很傻的動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聰明的一種動物：在不絕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種認真又倔犟的動物：朝聞道，夕死可也。人是豁達且狡猾的一種動物：遊戲人生。人還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動物：不僅相互折磨，還折磨他們的地球母親。因而人合該又是一種服重刑或服長役的動物：苦難永遠在四周看管著他們。等等等等於是最後：人是天地間難得的一種會夢想的動物。

這就是寫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義”）永不過時，因為有現實以“惑”的方式不間斷地給它輸入激素和多種維他命。

我自己呢，為什麼寫作？先是為謀生，其次為價值實現（倒不一定求表揚，但求不被忽略和刪除，當然受表揚的味道總是誘人的），然後才有了更多的為什麼。現在我想，一是為了不要僵死在現實裡，因此二要維護和壯大人的夢想，尤其是夢想的能力。

至於寫作是什麼，我先以為那是一種職業，又以為它是一種光榮，再以為是一種信仰，現在則更相信寫作是一種命運。並不是說命運不要我砌磚，要我碼字，而是說無論人幹什麼人終於逃不開那個“惑”字，於是寫作行為便發生。還有，我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這樣說過：“寫什麼和怎麼寫都更像是宿命，與主義和流派無關。一旦早已存在於心中的那些沒邊沒沿、混沌不清的聲音要你寫下它們，你就幾乎沒法去想‘應該怎麼寫和不應該怎麼寫’這樣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