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能力大，當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生來吃大米，不像“滿”人吃高粱就能過日子。他又說：“要講親善，請日本人多拿一些俸金，這正是講親善！”總長們聽了，紛紛表示不滿。駒井不得不宣佈休會，改為明天再議。

第二天覆會時，駒井對大家說，他跟次長們研究過，關東軍也同意，給總長們把俸額一律提高到與次長們同一標準。“但是，”他又補充說，“日系官吏遠離本鄉，前來為滿洲人建設王道樂土，這是應該感激的，因此另外要付給日籍人員特別津貼。這是最後決定，不要再爭執了。”許多總長聽了這番話，知道再鬧就討沒趣了，好在已經給加了錢，因此都不再做聲，可是照洽自認為與本莊繁有點關係，沒把駒並放在眼裡，當時又頂了兩句：“我不是爭兩個錢，不過我倒要問問，日本人在哪兒建設王道樂土？不是在滿洲嗎？沒有滿洲人，能建設嗎？”駒井聽了，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吼道：“你知道滿洲的歷史嗎？滿洲是日本人流血換來的，是從俄國人手裡奪回來的，你懂嗎？”熙洽面色煞白，問道：不讓說話嗎？本莊司令官也沒對我喊叫過。”駒並依然喊叫道：“我就是要叫你明白，這是軍部決定的！”這話很有效，熙洽果然不再說話，全場一時鴉雀無聲。

這件事情發生後，所謂“內閣制”和“國務會議”的真相，就瞞不住任何人了。

“國務院”的真正“總理”不是鄭孝胥，而是總務廳長官駒井德三。其實，日本人並不隱諱這個事實。當時日本《改造》雜誌就公然稱他為“滿洲國總務總理”和“新國家內閣總理大臣”。駒並原任職於“滿鐵”，據說他到東北不久即以一篇題為《滿洲大豆論》的文章，得到了東京軍部和財閥的賞識，被視為“中國通”。他被軍部和財閥選中為殖民地大總管，做了實際上的總理，他眼中的頂頭上司當然是關東軍司令官，並不是我這個名義上的執政。

我和鄭孝胥是名義上的執政與總理，總長們是名義上的總長，所謂國務會議也不過是走走形式。國務會議上討論的議案，都是“次長會議”上已做出決定的東西。次長會議又稱“火耀會議”，是總務廳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長的會議，這才是真正的“內閣會議”，當然這是隻對“太上皇”關東軍司令官負責的會議。每次會議有關東軍第四課參加，許多議案就是根據第四課的需要擬訂的。

這些事情，後來對誰都不是秘密了，按說我是應該能夠清醒過來的，但我卻不是這樣的人。我身邊有個愛說話的胡嗣瑗，由於他的時常提醒，我總也忘不了唯我獨尊的身分，更忘不了早在張園就確立的一種思想，即“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則舉措難施”。日本人表面上對我的態度，也經常給我一種錯覺，使我時常信以為真，認為我畢竟不同於熙洽，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例如在“協和會”的建立問題上，我就是這樣想的。

我就職一個多月以後的一天，鄭孝胥向我做例行報告，提到關東軍決定要成立一個政黨，定名為“協和黨”。這個黨的任務是“組織民眾協力建國”，培育民眾具有“尊重禮教、樂聽天命”的精神。我每逢聽到有人提到“黨”，總有談虎色變的感覺，因此聽了鄭孝胥的報告，比聽到駒並拍桌子的訊息更緊張，連忙打斷他的話，播手反對道：“要什麼黨？要黨有什麼好處？辛亥亡國不就是‘黨’鬧的嗎？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難道這些你全忘了嗎？”鄭孝胥搭拉著臉說：“皇上的話很對，可是這是軍部決定的。”他以為這句話可以堵上我的嘴了，沒想到這次我把這件事看做生命攸關的問題，說什麼也不肯同意。我對於他口口聲聲地說“軍部決定的”，早已厭煩之至，不願意再聽，就生氣地說：“你不去對日本人說，就給我把他們叫來！”

鄭孝胥走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胡嗣瑗。這位秘書處長對我的做法大加恭維，並且說：

“依臣管見，不見得如鄭孝胥所說，事事皆軍部做主。羅振玉說過，鄭孝胥是依恃軍部，跋扈犯上。皇上若是向軍部據理而爭，軍部未必敢於專橫。何況黨之不利於我，猶不利於日本，日本軍方焉能不明此理？”

我聽他說得有理，就更有了主意。兩天後，關東軍第四課的參謀片倉衷、參謀長橋本虎之助、高參板垣徵四郎先後來向我做解釋，都沒有說服我。事情就拖下來了。

過了三個月，即這年的七月間，我相信我是勝利了。關東軍決定不成立“協和黨”，只成立一個“協和會”，作為“翼贊”政府的組織。這個會包括所有居民在內，具體地說，凡年滿二十歲的男子均為會員，婦女均為其附屬的“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