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晚景，讓百分之八十的單身漢從“大房子”搬進新房，讓存在了若干世紀的妓院、賭館、鴉片館從社會上消失……在過去，哪個政府能夠和肯於去做這些事呢？

從前，我有時還這樣想：也許在新社會里只有窮人得到好處，那些有錢的人，舊社會里有點地位的人，跟我們這類人有瓜葛的人，以及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恐怕都說不上滿意。參觀後不久，我親眼看到了我的親屬，我才明白了這還是過時了的舊眼光。原來滿意這個新社會的，在新社會里找到自己前途出路的，竟包括了那麼廣泛的階層，實在是歷史上空前的。

我們跟親屬之間的通訊，從一九五五年夏天就開始了。人們從家信裡知道了親屬並未因自己是罪犯而受到歧視，知道了子女們有的在上學，有的在工作，有的成了專家，有的參加了共青團，甚至還有的加入了共產黨。許多人從家信上受到了很大鼓舞，進一步覺出了社會變化對自己的意義。但是也還有某些多疑的人仍然疑信參半，甚至於還有人全憑偏見而加以穿鑿附會、妄加曲解。前偽滿將官老張，接到兒子第一次來信。這封信頭一句是這樣寫的：“張先生：對不住，我只能這樣稱呼你，不能用別的……”老張看完信大為悲慟，幾乎得了精神病。許多人都為他不平，有人暗地裡說：“這不是新社會教育出來的青年嗎？新社會里父親坐牢，兒子就不要他了。”我不由得想起陳寶琛說過的“共產黨無情無義”之類的話。跟溥傑同組的前偽滿將官老劉，向來對新社會什麼都不相信。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兒，很怕她受到社會上的歧視。女兒來信告訴他，她的生活很好，人了團，得到組織的關懷，有許多好朋友，她現在夙願得償，國家已按她的升學第一志願分配她到藝術學院。他看了信，搖晃著滿頭白髮說：“說得千真萬確，不叫我親眼看一看我還是不相信。”這些問題，從一九五六年起，都得到了解決，而在我看來，解決的還不只是一家一戶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整個下一代的問題。

三月十日，即參觀後的第三天，看守員通知我和溥傑，還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個侄子，一齊到所長那裡去。我們走進了所長的接待室，在這裡出乎意料地看見了別離了十多年的七叔載濤和三妹五妹。

看著健壯如昔的胞叔和穿著棉製服的妹妹們，我好象走進了夢境。

載濤是我的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個人。在一九五四年選舉中，他作為二百多萬滿族的代表被選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同時是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他告訴我，在來看我的前幾天，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他看見了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把他介紹給主席，說這是載濤先生，溥儀的叔叔。主席和他握過手，說：聽說溥儀學習的還不錯，你可以去看看他們……

七叔說到這裡，顫抖的語音淹沒在哽咽聲中，我的眼淚早已無法止住了。一家人都抹著淚，瑞侄竟至哭出了聲音……

從這次和家族會見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們整個的滿族和滿族中的愛新覺羅氏族也得到了挽救。

七叔告訴我，解放前滿族人口登記是八萬人，而今天是這個數目的三十倍。

我是明白這個數目變化的意義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後，在北洋政府和國民黨統治下的旗人是什麼處境。那時滿族人如果不冒稱漢族，找職業都很困難。從那時起，愛新覺羅的子孫紛紛姓了金、趙、羅，我父親在天津的家，就姓了金。解放後，承認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多。憲法公佈之後，滿族全都登記了，於是才有了二百四十萬這個連滿族人自己也出乎意外的數目。

我還記得發生“東陵事件”時的悲忿心情，還記得向祖宗靈牌發過的報仇誓願。我這個自認的佛庫倫後裔和復興滿族的代表人，對自己的種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運，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轉，而且只能加速著這種命運的到來。只是在聲稱扶持滿族的日本人和我這個以恢復祖業為天職的集團垮臺之後，滿族和愛新覺羅氏的後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由八萬變成二百四十萬，這就是一個證據！

這個歷史性的變化，包含有愛新覺羅的後人，包含有過去的“濤貝勒”和過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七叔這年是六十九歲，身體健壯，精神旺盛，幾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麼老態來。我甚至覺得他和我說話的習慣都沒有變。解放以後，他以將近古稀之年參加瞭解放軍的馬政工作，興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時間。在談到這些活動的時候，他的臉上露出了愉快之色。他又告訴我，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視察少數民族的工作，以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