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的土丘上放了五個風磨，我站在家裡的敞棚下就能看見它們——其中也有我最喜歡的那個掉了葉片的風磨——還在風磨和粉刷成鏽紅色與白色的房屋周圍，放了一條大壩，就像一條保護它們而彎曲著的胳膊一樣。在西邊我還放了一座紅頂燈塔，讓北海衝打著防浪堤——那裡，正是畫家從自己的小屋中觀察著北海的浪濤翻滾而來，拍打堤岸，泛起泡沫，滌盪一切的地方——現在，我只需要沿著羊腸般的磚石小路走去，魯格布林便呈現在我眼前，這就是說，首先讓“魯格布林警察哨”的牌子出現在我眼前。我常常站在這塊牌子下面，等著我的父親，有時也等著我的外祖父，很少在那裡等我的姐姐希爾克。

第三章　海鷗（3）

一切都老老實實地聽我支配，平原，耀眼的陽光，磚石小路，泥煤塘，釘在一根褪色木樁上的牌子；一切都寧靜地從海底的昏暗處漂浮上來，各種臉龐，彎腰的樹，狂風停歇後的下午；一切都回到了我的記憶之中，我又赤著腳站在牌子下望著畫家，或者說望著畫家的大衣歪斜地在大壩上飄舞，費勁地向半島走去。這是我們北方的春天，空氣帶有鹹味，風也特別寒冷。我又藏在一輛破舊的、沒有輪子的、兩根轅朝天的架子車上，等著我的姐姐希爾克和她的未婚夫，他們一會兒就要到半島去撿海鷗蛋。

我向他們苦苦哀求，要他們帶我到半島去，但是希爾克不肯。什麼都得希爾克說了算。她說：這不是你乾的事。於是我蹲在架子車破舊的車板上等著他們出發，然後偷偷地跟在後面，儘可能不被他們發現。父親坐在家裡那間從不允許我進去的窄小的辦公室裡，正用他那種圓形字型寫報告。這時，母親把自己關在臥室裡，在那年糟糕的春天裡，她常常如此。也就是在那年春天，希爾克頭一回把自己的未婚夫帶到家裡來；他叫阿達爾貝特？斯科沃羅納克，她管他叫“阿迪”。我聽見他們走出家門，從車子的板縫中看見他們走過我身邊上了小路。希爾克以她那副慣於發號施令和永遠有理的樣子走在前面，而他呢，總是拖著僵硬的步子靠後一步。當這兩人在嚓嚓作響的雨衣聲中向磚石小路走去，然後頭也不回地向大壩前進時，沒有手指鉤著手指，誰的胳膊也沒有摟住對方的腰，誰也沒有用捏對方的手來打暗號進行交談。他們就這麼走著，似乎知道有人盯著他們而顧慮重重，兩人的許多動作都一模一樣，竭力裝出一副專門去撿海鷗蛋的樣子。他們的脊背不自在地直挺著，腳步沉重，彷彿穿了鉛製的鞋一樣，兩人避免任何接觸，其原因都是由於家裡臥室的窗簾在輕輕地飄動，忽而被掀起，忽而落下來，忽而又被急促地拉開了。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就站在那兒。我也知道，她在向下邊看，滿臉不高興地在那兒生氣，高傲地撅著嘴，那張微紅的臉板著，一動也不動。吉卜賽人，她只輕輕地、神色倉皇地對父親說過，那是在她聽說阿迪？斯科沃羅納克是個音樂師，手風琴手，也在希爾克當招待員的漢堡太平洋飯店工作之後。自從她說過他是吉卜賽人以後，古德隆？耶普森，我的母親，我生命的支柱，就把自己關在臥室裡了。

我一聲不響地趴在架子車上，太陽穴緊貼車板，一個膝蓋彎曲著，看著窗簾，又傾聽著向大壩、向海濱遠去的聲音。我等到臥室窗後再也沒有動靜，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時，便爬起來，跳下車，一溜煙跑到路邊的水溝裡，斜著身子在溝沿的樹叢中追蹤他們。

希爾克提著籃子。現在她微微彎著身子，似乎在準備起跳，準備一下跳出我們家的圈子。她那雙用白粉刷過的鞋，在紅磚路上閃閃發光。在家常常披著的長髮，現在塞進了大衣的領子裡，由於沒塞下去，也沒有塞緊，長髮又一大綹一大綹地滑了出來，因此，從後面看，她好像沒有脖子，腦袋就像一個壓扁了的球一樣。她長了一雙八字腳，兩條腿靠得很近，硬邦邦的小腿肚太往裡歪，常常使她走路失去重心，有時小腿肚還互相摩擦，碰來碰去，但是希爾克感覺不到，她也從來沒有感覺到過，或許因為她走起路來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或在執行什麼計劃時一樣不顧一切，全憑一股盲目的勁頭。真像個螞蟻，我想說，像個紅螞蟻。她一次也沒有回頭看過，不想使自己更有把握一點，簡直無所顧忌。而阿迪，這個手風琴手，卻越走越快，有時還回過頭來仔細瞧瞧，走起路來有點猶豫，有點下不了決心的樣子，而我必須得估計到，或者被他發現，或者他突然想幹一些比撿海鷗蛋更來勁的事情。他雙手揣在大衣袋裡，還抽著煙，因為他凍得慌，大風把小塊抖動的浮雲吹過他的肩頭。有時他跳幾下，或者轉過身來一邊揹著風走幾步，一邊使勁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