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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點，中國古來的集市貿易要有兩個條件：一是“日午”，二是“井邊”。前者是天氣要溫暖，後者要使得交易者能夠隨時喝水。等集市逐步發展到鄉鎮和城市時，“井邊”就勢必要變成臨近“水系”了。等鄉鎮擴大到一定程度，自身就要具備一定的形狀，一旦擁有足夠的人群，在眾多分散住宅的四周，就要築城保護自身。城垣一出現就是有形狀的。中國古老哲學提倡“天圓地方”，最早周王朝的城垣就是一個勻稱的四方形。城垣裡的最小單位，是統治者的院子，要有等級不同的住房，以及登高瞭望的堡壘。這兩樣一結合再擴大，就變成城垣的城牆與城樓。在此後的漫長時期中，城垣的形狀都是正方形的。其後的秦朝一變，依照地勢起伏建造了連綿幾百裡的阿房宮。到了唐朝，又恢復了周王朝的正方形。到元代大都建立時，採取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核心處是宮城，外圍些是皇城，最外圍才是正方形的大都城。東、西、南三面都各開了三個城門，唯獨北邊只有兩個，在北邊的正中沒有城門。這大約是中國都城成熟的標誌：皇帝要面南背北，所以他背後不能開門，恐怕王氣因此而洩漏。這更可以打一個比方，《三國演義》寫諸葛亮防止自己死後魏延叛亂，就把一幅密令交給了自己“文臣”方面的繼承人姜維。等到後來魏延果然不服將令的時候，大臣楊儀要魏連喊三聲“誰敢殺我”，相約等第三聲叫過再沒動靜，楊儀就向魏交權。結果等魏躊躇自得地喊到第三聲時，在其身後果然就有人應聲：“我敢殺你！”說話者乃漢將馬岱，他手起刀落，殺了魏延，完成了諸葛臨終前之託付。大概後世帝王從中借鑑，要防止身後有不軌之人埋伏，這或許也是“身後（也即是北方）不能開門（站人）”的深層道理。

試問人類為什麼要建造城市？城市的本質是什麼？不妨這樣回答：當人群具有了足夠數量之後，他們需要獲得一種安全感，於是就自己“畫地為牢”，用一道城牆把自己封閉起來。所以從本質上說，城牆的本質是自我封閉，但城中和城郊的市場，卻又與城牆本身相輔相成，市場的本質是開放和搞活。但是，人們有了城牆，就又得設立城門，以供人群的出進。再，一道城門或許還嫌不夠堅固，於是又創造出在城門外再設立一道箭樓，並在箭樓與城門之間圍繞起兩道弧形的甕城。不僅便於保衛，而且還可以把少量敵人引進來“關門打狗”。這一套城門、箭樓、甕城本來都是為實用而產生的，後來慢慢“軍轉民”——北京各個城門在市民生活中派上了不同用場。明人史玄《舊京遺事》有記：“京師九門，皆有稅課，而統於崇文一司。原額歲九萬餘兩，今加至十萬餘兩，例加也。各門課錢，俱有小內使經管收納。凡男子囊袱騎驢，例須有課，輪車則計囊袱多少以為算榷。至於菜茄入城，鄉民亦須於鬢邊插錢二文，以憑經稅小內使徑行摘之，彼此不須相問，甚可粲也。雞豚必察，不知何年經始歷階，今遂為司農正賦耳。又長安大城內宰豬，例於諸門外屠割入城，每豬稅二十五文。終朝之入，坊巷閒民暗計用豬多少以佔市事，壟斷之用術不在商而在朝也。”此例沿襲到清朝，這種逢人納稅、遇路留錢的“世相”仍然盛行。清人查嗣瑮曾有詩云：“九門徵課一門（按：崇文門）專，馬跡車塵互接連。內使自取花擔稅，朝朝插鬢掠雙錢。”至於這些零星盤削的稅賦，多少用做了王宮內室的珍饈和胭脂錢，只有那些盡職盡責的稅官們清楚了。比如說，處在北京正中心位置的前門，主要用於商業；崇文門連著舊日海關，供商人隨時出入；宣武門外是宣南文化的發祥地，趕考之人出入比較多；西直門主要是為皇宮運送西郊的泉水；朝陽門擔負從通州運糧食的功能；德勝門是軍隊出征的經由之地，等軍隊迴歸，則就要進安定門了。如此種種，日久天長，實用基礎上又增添了審美價值。劉秉忠的貢獻還在於，他為元大都設立了城市的中軸線，線的左右基本對稱，重要的建築物也需要左右對稱，甚至連朝臣上朝，都要文臣在左而武將在右。這種種的設定，其背後的根據就是中國的古典哲學，以及自周之後歷朝建設都城形成的規矩。

放眼水系與城垣（3）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往往水系起著最重要的作用。例如元大都之前的金中都，位置在現北京城的西南，中都的中心位於今廣安門西南。當時為中都提供水源的，是北京西南方的西湖，面積很小，水源有限。後來蒙古軍隊統帥忽必烈南下攻打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