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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則是一種加官，如大學士，學士等等，代表了一種對榮譽或才能的肯定，勉強可以類比為今天的職銜或銜位，並不意味著擔任相應的館閣職位，因此，叫做“貼職。”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員們所擔任的實際職務，代表了真正的實際權力與責任，因此，叫做“職事官”。

如中書令是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但是擁有這一官稱的人只意味著擁有宰相的資格和可以領取宰相的俸祿，並不意味著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他才能算是實際的宰相。這種繞山繞水的幹部制度，常常會使我們在碰到大宋帝國的官職稱謂時，一頭霧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這個稱謂，實際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長只是一個頭銜，並不能實際過問教育部的事務，必須由商業部的副部長兼任教育部副部長，然後再代理教育部部長。這時，只有在這時，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長了。（23）

一個可能的推斷是，太祖趙匡胤設計這麼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讓各級、各類、各地的官員們統統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擁有多榮耀的職，只有當皇帝的差遣下來了，才能夠明白自己是個什麼東西。致使所有的人對於自己未來可能履行的實際職務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職時間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則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現象和感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個臨時工而已。從而，在客觀上增加了大宋帝國官員們利用職權，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系統中培植自己勢力的難度；主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故意。於是，自然難以危害朝廷。

在官員任期上也相當嚴格。青州北海縣升格為北海軍後，楊光美被派去擔任知軍。此人在任期間為政清廉，官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三年任期滿後被朝廷召回，北海軍數百名百姓來到京城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擔任北海地方長官。趙匡胤不允許，下詔令百姓離去；百姓不肯。於是，趙匡胤下令：“笞其為首者。”就是鞭打領頭的人。結果，把一件喜事活活變成了喪事（24）。可見，趙匡胤對此限制之嚴。而且，後來他還下令，地方官任期滿後，當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請求地方官留任。

這套幹部制度的真正利弊之處，在短時間裡很難看出來。一眼看上去，它對於把權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加大中央集權的程度，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趙匡胤求仁得仁，這正是他想要的東西。

但是，另一方面，在未來的歲月裡，這套東西與其它的因素相結合，不停地同時在幾個領域裡演化，最後，終於在各種社會因素的互動作用之下，孕育出了一些或者特別奇妙，或者特別怪異的果實。這可能就遠出於趙匡胤的預料了。

譬如，我們完全可以想像，為了適應這套官制的執行，勢必會有一些人有官、有職而沒有差遣。隨著一年年加入官場的新鮮血液，這些閒官的數量將會越來越多。由此生出的一個怪胎就是相當困擾帝國的“冗官”問題。

這套制度與其他因素結合後的另外一個衍生物則極其美妙。

此時，一個宏觀因素，可能在這個互動作用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

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轉型時期行將完成之際。這一轉型時期從盛唐開始，而到趙匡胤的北宋前期結束。從此，中國社會由門閥世族佔據主導地位，變成世俗地主成為國家的中堅力量————南北朝時代，蕭衍當上皇帝時，曾經放出狂話：“我自應天從人，何予天下士大夫事？”意思是：我當皇帝是天命所歸人心所向，關天下士大夫們屁事？可見，那時改朝換代，僅僅是大門閥貴族的事情。經過武則天時代的清洗，特別是進入晚唐和前不久的五代十國以後，門閥貴族們的高貴家世，恰好成為割據者和叛亂者們敲詐勒索、荼毒殺掠的物件。經過長期戰亂，到北宋前期，那些尊貴的傳統世家幾乎被消滅殆盡。因此，北宋必須透過科舉制度大量開科取士，才能獲得治理國家的有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