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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所具有的儒賈相通觀，使其不僅一味重利，還與官場建立了良好關係，甚至在晉商鼎盛時期“商而優則仕”、“仕而為商”屢見不鮮。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稱，而商人中的鹽商、銅商等更與舊室王朝的命脈相通。山西票號創立後，晉商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

按照朝廷的規定，晉商捐輸銀兩換得大小不等的榮譽官職。當年日升昌的二掌櫃毛鴻（歲羽），為家族中祖孫五代人都換來了大大小小的頂戴。祁縣喬氏喬致庸的三兒子喬景儼執掌家政時也捐了個三品官賞戴花翎，以後又晉升為二品，為道員分省後補。晉商透過這種途徑，由商入官，憑藉官商結合的特殊身份，他們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也獲得了別的商人無法得到的官場內幕訊息。

由於經商能賺來比讀書做官還多的銀子，晉地出現了“縣縣經商，人人皆賈”的現象。銀子使晉商的腰桿挺起來了，說話有分量了。經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樂，而且自己的銀子自己花起來順手、膽壯、氣盛。不像做官多花銀子就得昧良心貪汙受賄，上有天羅、下有地網、中間有人心，膽顫心驚、惶惶不可終日是輕的，下獄殺頭、妻孥充娼、誅滅九族者歷歷在目何其煎熬？商人雖然沒有官威，但透過“捐輸”照樣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要去苦苦擠讀書做官這座獨木橋呢！

晉商“商而優則仕”的借鑑

晉商“學而優則商”的思想有其可取之處，實現人生的價值除了從政之外，經商也是其中的一個途徑。而“商而優則仕”的思想則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對待。

晉商捐輸換得大小不等的榮譽官職，僅僅是“虛職”，僅僅是為了榮耀門庭，並非教人去真正的做官，否則就失去根本，不務正業了。畢竟經商與從政是不同的“行業”，商人真正去做官未必就能做得好。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晉商發展到後期，有些就想當官了，紛紛花錢買官、捐官；有些雖然還在繼續經商，但投靠官府，成為官商、皇商。隨著清朝的垮臺，中國淪為列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晉商跟著垮臺就成為歷史的必然了。

我們還應該看到，當前仍有一些企業家總想撈個一官半職，還有一些人總想靠著政府、靠著批文、靠著上面的關係，靠著鑽政策空子致富發財，所謂“不找市場找市長”。這一傾向是近視的，不長久的，甚至是危險的。

在社會主義經濟市場條件下，企業應是主體，而企業家則應是主角。當代企業家應該在商言商，以商為本，把經營企業作為自己終身的事業，當成自己人生的職業追求，成為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專家和行家裡手，把為社會創造財富、做強做大企業當作自己的天職，並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實幹興邦，實業報國。

當然，如今的一些企業家“優則仕”與地方政府用人導向有關。多少年來，某個企業家搞的不錯，就提個什麼級，升個什麼官，這樣的事例太多了。這種用人導向，稱職不稱職暫且不論，但從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是得不償失的。

以山西無線電廠為例：當年該廠開發的“春筍”牌電視機，比四川長虹要早七八年，而且做得相當不錯，市場佔有率佔到全國的三分之一，成為電子工業部的“金牌產品”。可惜的是，這任廠長因為能幹被提拔到太原市當副市長，後來又提了一個廠長，幹得也挺好，又被提拔成省經貿廳副廳長。第三、第四任廠長就差點，結果長虹也起來了，康佳也起來了，而山西電視機業卻敗落了。

山東和山西在這方面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1992年青島市就有人提名讓張瑞敏當青島市副市長，結果青島市委、山東省委開了常委會，最後一致決定不予提拔。原因是什麼呢？不是張瑞敏不好，而是他們認為在山東大地上，在青島大地上，找一個副市長比較容易，找一個能夠做成國際名牌，能夠在美國搞一條“海爾街”的企業老總非常難。

企業家應該心無旁騖，在商言商，以商為本。當了企業家就不要再追求當大官，而要實業報國。歷史上晉商後代以及徽商衰敗的例子，還有紅頂商人胡雪巖更是像流星一般僅僅風光了10年。我們也看到了改革開放以來許多所謂企業家“各領風騷三兩年”的鬧劇，還有這幾年每出現一個貪官，就會連累一批企業家倒臺。所有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驚醒和深思。商道二艱苦創業忍耐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