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吧。

在得知解放軍渡江的訊息之後，乘坐“遠東號”的四十多個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臺灣，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張志韓先生依然追隨何應欽和劉建群，後來他以執教為業，曾經擔任過臺灣大學教授和東吳大學的教務長，致力研究“考試監察制度”，並發表了許多學術文章。

大約在蔡智誠他們離開香港之後的一個月，傘三團副團長姜鍵、二營營長楊鶴立以及十多個連營級軍官也到了香江。他們是根據共產黨“去留自便”的原則離開解放區的，楊鶴立等人轉道去了馬來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而姜鍵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時間之後，於1950年去了臺灣，接著就被槍斃了。姜鍵被判處死刑的名義是“叛國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傘兵致西柏坡的“致敬電”上籤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臺灣正處於“肅奸防諜”的高潮，從國防部到各基層單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嚴厲地處分，姜鍵自然也就在劫難逃。

傘兵司令張緒滋也受到了牽連。他被撤了職、還被關了幾天，幸虧有朋友說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後就到美國去了。通常情況下，高階軍官退伍的時候應該可以獲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費和養老費，但張少將卻沒有享受到這個待遇，他到德州以後只能在商鋪裡幫人打工，日子過得非常窘迫。不過，張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時常以“宗國強”（中國強）的名字在華文報紙上發表文章，對民族的未來充滿了希望。

傘兵三團約有一半人（一千二百人）加入瞭解放軍，其中大部分改行當炮兵（參加了抗美援朝），最終能夠成為傘兵的並不多。團長劉農畯先後擔任過華東軍區傘兵訓練總隊隊長，解放軍空軍陸戰第一旅（旅長王建青）參謀長，空軍陸戰師（師長朱雲謙）參謀長、副師長，55年授上校軍銜。1961年，解放軍第15軍整體轉建空降兵，空軍陸戰師編入15軍第43師，劉農畯至此退役，63年獲“三級解放勳章”並擔任了湖南體委副主任，1976年去世。

離開香港之後，蔡智誠沒有重歸國民黨的陣營。他和妻子乘飛機赴昆明並輾轉回到了遵義。49年11月，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解放川黔大地，在挺進貴州的第17軍第49師（師長汪家道，政委況玉純）的佇列中有一名遵義籍的女戰士，她就是蔡家的小妹妹蔡智蘭……解放後，蔡智誠也參加了革命工作，投身於電力建設事業，退休時已成為頗有建樹的工程技術專家。雖然在文革中屢受衝擊，但他最終還是得以恢復名譽，並在安詳之中度過了自己的晚年——對於自己的人生，蔡老先生的評價是：“亦禍亦福，非福非禍”。

能夠補充的事情就是這樣了。當然，有朋友希望我能講得再多一些，至少把蔡家的人物經歷全都寫清楚，並且要寫到文革以後……對此，我只好請求原諒。

有些故事還沒講完，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歲月中已經難辨真假……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那些花兒》。我想，蔡家小院裡靜靜開放的那些蘭草是花兒、桃花是花兒，而漫天飛過的蒲公英也應該是一種花吧。

當初選擇“蒲公英”作為書的標題，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它的形狀比較象降落傘，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它與主人公的命運有幾分相似——雖然有過扶搖而上的際遇，但飄蕩的歷程卻終究取決於不可抗拒的風雲，從天上到地面、從理想到現實，以興奮的開場到無奈的結束，最後歸於塵埃，歸於草芥。

蔡智誠曾經是個“有理想”的軍人，但骨子裡卻仍是個舊式的知識分子。他受過現代教育，但傳統觀念十分頑固，他有著愛國的熱情，但並沒有政治的覺悟，在民眾的疾苦面前，他只有居高臨下的憐憫而沒有設身處地的同情，所以自始至終，他都只是個“改良主義者”而不是真正的“革命戰士”。

蔡智誠的人生是矛盾的，面對社會的醜惡，他既無法同流合汙也難以劃清界限，總是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彷徨。但蔡智誠的命運卻是註定的，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無論是否願意，任何人最終都只能隨著時代的步伐踉蹌向前。

歲月蹉跎，時勢造人。人生可能是耀眼的黃金歷經大浪淘沙的過程，也可能是落寞的草芥在風中漫舞的軌跡。燦爛的英雄偉業當然值得歌頌，但在我看來，那荒野裡飄忽的傘花其實也有著可以紀念的回憶——這就是我願意講述蒲公英故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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