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國防部長的職務，這是在共和國時期第一個軍人擔任這個職務。格羅納把施萊徹爾當作部內最得力的助手，讓他負責一個新設立的部門——部務司，處理陸軍和海軍的政治和新聞事務。格羅納稱他的助手為“我在政治方面的紅衣主教”，把陸軍同其他各部和政治領袖的關係問題交託給他。施萊徹爾處在這個地位不僅在軍官團中是一個勢力，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個勢力。在陸軍中，他能夠任免高階軍官，而且開始在實際上這麼做，比如他在1930年施了一個詭計，趕走了陸軍第二號人物馮·勃洛姆堡將軍，而代之以第三步兵近衛團時代的老朋友馮·哈麥施坦因將軍。同年春天，我們前已談到，他第一次嘗試要由他來挑選總理，在陸軍的支援下，終於說服興登堡任命海因裡希·勃魯寧擔任此職。

在政治上得到了這個勝利以後，施萊徹爾就實現了他要想改造共和國的宏偉計劃中的第一步。這個念頭在他的機靈的腦袋中已經轉了很久了。他很清楚地看到——誰沒有清楚地看到呢？——魏瑪政體軟弱無力的原因。政黨數目過多（1930年擁有100　萬張選票以上的政黨有10個），這些政黨相互傾軋，只顧它們所代表的那部分經濟和社會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國會中形成一個持久的多數派來支援一個能夠對付30年代開始時國家面臨的重大危機的穩定政府。議會制政府成了一樁德國人稱之為Ｋｕｈｈａｎｄｅｌ——販牛交易*　——的事情，各政黨為了他們所代表的群眾討價還價，爭取特殊利益，而國家利益卻被丟在一旁。無怪乎當勃魯寧在1930年3　月28日就任總理時，已經不可能在國會中拼湊多數議員來支援任何一項政策了，不論它是左翼的，中間的，還是右翼的。僅僅為了維持政府的日常事務的處理和設法解決經濟困境，他也不得不援引憲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根據這一條的規定，在緊急狀態下，只要總統批准，他可以不需議會多數支援而僅憑總統緊急法令來行使職權。

施萊徹爾就是希望總理這樣來行使職權。這樣，在總統的有力控制下會出現一個有力的政府，畢竟（施萊徹爾這樣認為）總統是經人民普選選出的，因此代表人民的意志，也得到陸軍的支援。如果民主選出的國會不能提供一個穩定的政府，那就必須要由民主選出的總統來提供。施萊徹爾相信，大多數德國人所希望＇152＇　的，是一個能夠毅然決然引導他們脫離絕望困境的政府。但是實際上，勃魯寧在9　月間下令舉行的選舉表明，大多數德國人所希望的並不是這個。或者說，至少他們並不希望讓一個施菜徹爾及其在陸軍裡和總統府中的友人所選擇的那種政府來引導他們走出茫茫的絕境。

可以說，施萊徹爾犯了兩個後患無窮的錯誤。由於選擇勃魯寧為總理，鼓勵他靠總統緊急法令行使職權，他破壞了陸軍在國家生活中的力量的基礎——它的超然於政治的地位，放棄這種地位將導致它本身和德國的毀滅。其次，他對選民作了一個錯誤的估計。當1930年9　月14日有650　萬選民投納粹黨的票時（兩年前只有81萬），這個熱中於政治的將軍覺得，他必須改弦易轍。到這一年年底，他已與剛從玻利維亞回來的羅姆以及格利戈爾·施特拉塞保持聯絡，這是納粹黨人與共和國中掌握政權的人之間的第一次重要的聯絡。在恰好兩年之內，這種聯絡的發展結果，將導致阿道夫·希特勒達到他的目標和導致馮·施萊徹爾將軍的倒臺和最後的被刺。

1931年10月10日，在希特勒的外甥女兒情人吉莉·拉包爾自殺後3　星期，他第一次得到興登堡總統的接見。這次接見是忙著佈置一個新的陰謀的施萊徹爾所安排的。這年秋天早些時候，他曾與希特勒會商，安排希特勒去見總理和總統。在他的心中和勃魯寧的心中都一直在考慮，興登堡7　年任期在1932年春天屆滿時，應該怎麼辦。屆時這位陸軍元帥將達85歲高齡，而他頭腦清醒的時候已越來越少了。但是，人人都很清楚，如果他不競選連任的話，希特勒雖然從法律上來說不是德國公民，卻很可能取得德國國籍，參加競選，獲得勝利，成為總統。

在這年夏天，頗有學者風度的總理對德國所處的絕境就在日夜憂思。他充分認識到，他的政府已經成了共和國最不得人心的一屆政府。為了對付蕭條，他除了壓低物價以外也壓低了薪水工資，對工商業、金融業、社會服務業實行了嚴厲的限制。不論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都叫他“飢餓總理”，但是他還是認為，他已經找到了一條出路，最後終能重新建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繁榮的德國。他要設法同協約國談判取消賠款，當時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