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2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會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周恩來說：英代辦處房子是被壞人燒了。中國政府是反對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以我為首的幾個人的名義聯名廣播勸他們不要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我們祝賀你們搬回去。修復費用應由中國政府負擔。

同年，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表示：英國願意撤銷在臺灣淡水的領事館，並希望就中英兩國外交關係的升格問題進行談判。1972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的協議。

1972年11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霍姆，對1967年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一事再次表示道歉。他說：一個國家不會是永遠正確的，總會犯一些錯誤的，總要檢查嘛。我們是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你們的，錯了就承認。

談到香港問題時，周恩來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採取的政策是不贊成的。但你們一鎮壓，這個問題就大了。

周恩來明確告訴霍姆：只要亞洲不發生大的戰爭，香港的現狀就可以維持。保留香港作為自由港，這對中英雙方都有好處。

霍姆對周恩來坦誠相見的態度非常感激。中英關係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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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中柬關係的惡化（1）

柬埔寨是中國的友好近鄰。

在某種意義上，中柬兩國的友好關係是在周恩來和西哈努克親王的個人友誼的基礎上建立並發展起來的。西哈努克是透過周恩來認識了新中國。

1955年4月，周恩來作為新中國政府總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首腦會議。西哈努克作為柬埔寨內閣首相也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

這是周恩來和西哈努克的第一次見面。

會上，一些亞非國家的領導人受帝國主義的挑唆，對新中國存在著種種疑慮和偏見，並說了一些不友好的話，甚至攻擊“共產主義統治是###和獨裁”，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周恩來從亞非人民團結的大局出發，沒有計較，沒有和他們發生正面衝突，而是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提出了符合亞非各國團結反帝、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正義主張，贏得了各國與會代表的高度讚譽。周恩來也因此被國際輿論譽為在會議“幾乎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

“周總理高超的智慧、淵博的學識和文雅的風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這是西哈努克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後的追述和感嘆。於是，他主動要求和周恩來來往。

周恩來對年輕英俊的西哈努克也有好感，尤其是對西哈努克所奉行堅持“獨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頗為讚賞。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先後同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簽訂了《軍事援助協定》、《共同防禦條約》，又拼湊了《東北亞防禦聯盟》、《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對新中國形成了一個新月形包圍圈。而柬埔寨作為一箇中國近鄰的小國，堅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不和美國簽訂“軍事條約”，不參加美國拼湊的“防禦聯盟”。這樣一種面對帝國主義囂張氣焰的愛國正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著實難能可貴。

因此，周恩來也很願意和西哈努克交朋友。在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會見並宴請的第一位貴賓就是西哈努克。

從此，周恩來和西哈努克結下了終身的朋友之緣。在他們兩個人的努力下，中柬友好關係得到迅速發展。

此後，中柬友誼在1960年柬埔寨國王逝世，周恩來再次訪問柬埔寨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勝似兄弟般的黃金時期。

然而，就是這種勝似兄弟的中柬友誼，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的干擾和破壞下，一度出現意想不到的尷尬僵局，甚至到了差一點要斷絕外交關係的地步。

事情也是我國駐柬埔寨使館的部分工作人員的一些極左做法引起的。

對我國駐外使領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恩來就明確規定駐外使領館只學檔案，不搞運動，不搞“四大”。

1966年底和1967年初，我國駐各國的大使陸續奉調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這些回國的大使幾乎都成了造反派批鬥的物件。原本計劃讓大使們分批迴國參加“文革”學習四個月後再回去的打算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國駐外使館出現很長一段時間無大使的情況。一直到1969年，在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