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全大局，相忍為黨。這是當時的歷史空間留給周恩來的唯一選擇。

這時，必須有人出來承認“錯誤”，以緩和毛澤東的氣頭，使毛澤東平靜下來。

除了周恩來，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代。為什麼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緩衝作用？為什麼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絕難替代的作用？這就是其中一個生動感性的例項。

周恩來一邊勸毛澤東不要生氣，一邊誠懇地自我檢討，大意是：懷仁堂會議的事，主要責任在我，我作為會議主持人，沒有掌握好。會後，幾位老同志也感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我沒有及時向主席彙報。他們自己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面向主席檢討。

毛澤東的怒氣和緩了一些，他說：恩來同志，我建議這件事要開會認真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黨來解決。

於是，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評會”，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進行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陳毅的工作，由周恩來親自做，親自找他談。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被迫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批評會”。

會上，中央文革一夥扯大旗當虎皮，藉機以“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又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帥進行批鬥圍攻，並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康生說：“這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

江青說：“你們的目的就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

陳伯達說：“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的復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

各種帽子、棍子一齊飛來。什麼“俱樂部”、“黑干將”、“聯絡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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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9）

李富春是協助周恩來處理國務院日常工作，幾個副總理常因工作需要到他家裡討論問題，被誣為“二月逆流”的“俱樂部主任”，協助周恩來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裡和谷牧被誣為“俱樂部”的“聯絡員”。

這樣一說，周恩來不就是“二月逆流”的“總後臺”嗎？

這正是中央文革一夥的險惡用心，由此逼周恩來作檢討。

不得已，周恩來只好自我檢討，檢討自己“在路線鬥爭問題上不敏銳、遲鈍”。

不光自己違心地檢討，周恩來還要說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檢討。

據童小鵬回憶，周恩來當時對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們提出：“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麼？”

周恩來所選擇的鬥爭道路，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既是一條充滿荊棘和漩渦的艱難之路，也是一條痛苦之路。周恩來是一個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時不得已的違心之舉，對他來說是痛苦的；別人甚至連有些並肩戰鬥幾十年的老同志對此不理解，周恩來就更為痛苦。但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為了民族的安危與前途，他不能不拋棄個人的榮辱得失而忍辱負重。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大義凜然的二月抗爭的失利，使周恩來陷入了更為艱難的處境。

原本可以協助周恩來處理黨、政、軍、文革工作的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失去了發言權，連參加政治局會議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原由周恩來主持，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中央碰頭會被迫中斷，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

中央文革碰頭會雖然還是由周恩來主持召集，但成員多是江青一夥。周恩來勢單力薄。

江青一夥公開逼周恩來交權。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張春橋幾次公然對周恩來說：“主席已經講過了，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以後總理要像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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