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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分析模式，構成了海外###的內在根據。海外對於中國的不信任，戰略家們提出的遏制中國的各種政策，基本上都基於這樣的想法。比如美國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馬斯·唐納利，在２００３年５月份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布什主義面臨著的兩大任務：一個是剷除恐怖主義，一個是遏制中國的崛起。他認為，重要的是要阻止兩者的結合。唐納利談到中國的轉型時說：〃人們有理由相信，美國及其盟國能夠'遏制'住中國的勃勃野心，能夠幫助它進行從共產主義到民主的轉變，從一個國際局外人到一個滿足於在自由的國際秩序中生活的國家的轉變。〃這種觀點是有代表性的。

無論是否同意這種〃中國敘事〃，事實是，它們構成了中國崛起的輿論環境。它們的真實性姑且不論，但是，它們確實是事實，〃主觀的事實〃。

實際上，中國自從１９９２年選擇市場經濟模式以後，就開始了〃新的長征〃，即向著市場社會的長期轉變程序。從市場經濟擴張的歷史來看，中國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最後一個大市場。因此，中國在１９９２年選擇市場經濟模式，可以認為是市場經濟擴充套件在地理上達到了其最後的邊界，套用〃終結論〃，或許可以說中國選擇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終結。當然，市場經濟不是孤立的經濟現象，它是一種蘊含著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文明體系，選擇市場經濟，意味著選擇了一種文明形態。

尤其是２００１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這種向著全球共識轉變的趨向更加明確了，速度也在加快。我們可以期望，中國崛起將成為推動全球主義轉型的積極力量。

其次，中國崛起將引起歐亞大陸重大的地緣政治變化。中國將成為歐亞大陸上新的地緣樞軸。

在歐亞大陸東部，存在著一個〃中國斜坡〃（類似於戴維·蘭德斯的〃歐洲斜坡〃），即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從西部和北部，向東部和南部的傾斜，越向東，經濟越發展，政治上的分量也越重。中國近代面臨的主要挑戰，也來自於東部和南部。中國近代的朝貢體系中主要的朝貢國，分佈在斜坡的下端，在朝貢體系解體中，也首當其衝。有些學者注意到了這一差異：〃應該注意到，這裡存在對中華觀的共有以及對它的奪取（小中華的形成），在這些國家裡不單單有對它的受容，也存在抵抗和自立的過程。而俄國與中國的關係卻與此不同，它對中國產生影響，與之進行互市交易（對等性交易）。這表明西北部邊緣地區的朝貢關係與中國與之東方諸國的關係不同〃１３。雖然近代俄國也構成了中國的外患，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央當局採用聯俄的政策，比如１９世紀後幾年的〃聯俄製日〃就很典型。１９４９年以後的最初１０年間，外交政策更是〃一邊倒〃。直到目前，決定中國未來的關鍵地區，仍然是這個斜坡的下端，如臺灣問題。中國仍然要借俄國的力量來解決斜坡下端的問題。

隨著中國崛起，斜坡下端的問題也勢將更為突出。比如輿論十分關注的〃大中華經濟圈〃，長期看將構成重大的地緣政治經濟問題。但是，中國崛起引起的地緣問題，不只是再侷限於斜坡的下端，而是趨向於更加平衡。該斜坡上端的問題，開始變得重要起來。原因正在於：中國崛起對於中亞、俄國的影響將會增加。

這樣，中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地理樞軸。這種地理位置，在目前的世界大國中是很少見的。而這一地緣形勢，意味著中國被捲入兩個世界的衝突之中。東部被認為是發達的〃後歷史的世界〃，西部是落後的、動盪的〃歷史世界〃，中國將不得不同時面對這兩個世界，這使中國的轉型面臨著特殊的難題。這種地理難題，類似於１９世紀的德國。中國將成為世界各種力量爭奪的中心，成為全球主義轉型的地緣樞紐。或許可以用麥金德的話來描述這種境況：維持了這個樞紐的穩定，就維持了世界的穩定。

第三，中國崛起將具有文明史意義。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歷史上朝貢體系中的國家共同分享著這一文明。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是因為中華文明提供瞭解決群體生存中面對的各種問題的辦法。這構成了她的軟力量。然而隨著中國的衰微，中華文明也相應地失去了吸引力。在近代整個轉型過程中，中華文化曾節節敗退，無法應付接踵而至的問題。

為中國崛起定位（2）

伴隨中國的崛起，中華文明面臨著復興的機遇。

在以往的年代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