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二：１９８4年８月２２日，《人民日報》載《在江西的日子裡》一文，在第二段開頭這樣寫道：〃人們不會忘記林彪反革命集團那罪惡的'一號命令'。我的父親，自從被加罪為'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後，關押隔離已歷時兩年。這時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轉移到江西〃。

此處，誤將林彪的〃第一號令〃與疏散中央領導人一事混為一談。

例三：１９８4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聶榮臻回憶錄》（下），在第８６２頁中，對林彪的〃一號命令〃與疏散中央領導人的關係，提出瞭如下的推測性分析：〃因為軍隊的老同志們還在，這些老同志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歷史形成的所謂'山頭'，許多老部下仍然支援擁護他們，所以，林彪想透過第一個'號令'，以戰備疏散為名，把軍隊的老同志趕出北京，為實現他篡黨奪權的陰謀掃清障礙。〃〃接著，他們發出通知，要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馬上離開北京。〃此處的結論與歷史事實不符。

例四：１９８６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的第３０９頁，作者根據推測得出了一個結論：〃１９６９年林彪的'一號通令'成了驅趕人們離開城市的最後通牒。〃此處，作者作了一個不能自圓其說的武斷的結論。

例五：１９８９年4月，在幾家報紙刊出的回憶文章《耀邦同志二、三事》寫道：〃一九六九年五月，按照林彪的'一號通令'，團中央機關和各直屬單位兩千多人，一鍋端地遷移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辦起了'五·七'幹校。〃此處，林彪的〃第一號令〃被提前了五個月之久，於是，數月後發生的另一件事，荒謬地成為數月前那件事的直接原因。

類似以上任意誇大林彪〃第一號令〃作用和影響的錯誤提法，還可以舉出許多。筆者認為這些錯誤說法的產生及其流傳，大都是因為有關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條件的限制，難以弄清有關複雜情況所致（因為作出有關決策的當事人已大多過世，〃文化大革命〃檔案材料的查閱又受到極為嚴格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從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專業工作者理應對諸如此類的重要史事的誤解，擔負起認真進行考辨和澄清的責任。

。。

關於林彪的〃第一號令〃（2）

那麼，歷史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可以分三點來說。

第一，林彪的〃第一號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領導人這項內容。

證據之一：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稱：〃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布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調動全軍進入了戰備狀態。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

《通知》的這段話講明瞭林彪〃第一號令〃的內容和結果是〃調動全軍進入了戰備狀態〃，其性質〃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顯然，疏散中央黨政軍領導人一事不屬〃第一號令〃範圍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檔案怎麼會隻字不提呢？何況，這份檔案是經過毛澤東指示'照發'的。這意味著與此事有著最高直接關係的毛澤東本人對上述斷語的確認。因此，也賦予了這份檔案的有關論斷以重要的價值。

證據之二：據有關調查材料證實，林彪從中共九大以後就專門研究戰備問題。林彪讓黃永勝調閻仲川到總參任作戰部長，後又提升閻仲川為副總長，專門負責戰備工作，管理作戰、通訊、情報、機要等工作。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林彪揹著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讓其秘書張雲生向總參謀長黃永勝傳達了所謂〃緊急指示〃。黃永勝於１８日下午，佈置閻仲川向下傳達。閻仲川將林彪的〃緊急指示〃定名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命令〃，要前指作戰組立即用電話向全軍傳達。

證據之三：當時擔任林彪辦公室值班秘書的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一書中專門寫了一節〃'一號命令'發出前後〃，比較翔實地記述了他親歷的一些情況。那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８日，即林彪從北京疏散到蘇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張雲生給當時的總參謀長黃永勝打個電話，同時，口授了六條電話內容。大意是：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１０月２０日來北京，對此應提高警惕。為了防止蘇聯利用談判作煙幕，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要立即疏散。各種主要裝備、裝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