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都想試探一下，瞭解情況，但是誰也不主動，也不敢主動。當時彭真的地位還可以，是中央秘書長，還管著羅的事。記得會議中間，他去接電話，回來說羅（３月１８日）跳樓把腿摔壞了。這時毛主席有些驚訝的樣子，問：〃為什麼跳樓？〃然後講了一句：〃真沒出息！〃聽起來那意思是官司剛開始打，就跳樓，官司還在後頭呢。我想主席還在觀察，從事後的事態發展也可以看出。主席為什麼講這句話，因為中央還未做結論嘛。主席還在考慮還可能牽扯到什麼人。

三月會議主要點了###、陸定一的事，還聽了江青介紹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會議對羅的揭露就多了。一邊倒，群情激奮。光聽會上的揭發，羅的問題就大了。２０日上午會議結束。

２１日，陶鑄領頭，大區書記們參觀了花塢、玉泉。我們離開杭州到上海。２３日從上海飛回北京，當天召開書記處會議。

第二次杭州會議杭州會議後，學術批判不斷升溫。4月９日…１２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內容之一就是研究學術批判的問題。

會後馬上就召開了第二次杭州會議，又叫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第一次杭州會議（2）

我於１4日從邯鄲返京，１５日飛上海，從上海到杭州。當時來的人比較少，就安排在西泠賓館（八層樓）。

彭真來得晚，我們還換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層。

葉帥也來得晚，來了就問我：〃這個會議是幹什麼，三月不是剛開了會？〃我說：〃我也不知道。〃葉帥說：〃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和我講了兩句話，說現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後，要求和毛主席見面談話。彭真和徐業夫講時我正在旁邊。彭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講２０分鐘。請你轉告。〃徐業夫會轉告的，可是主席沒有見彭真。這樣我們就知道事情大了。

會還沒有正式開，１８日關於彭真問題的材料就出來了。一個材料是4月１６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的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並加《北京日報》、《前線》的編者按。在編者按中有所檢查，並提到《前線》發刊詞。康生講這是個假批判，真包庇，假裝自我批評。又說《前線》也發了一篇文章，他始終沒有看到。我們知道〃三家村〃的問題牽涉到北京市委。

4月１８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是按照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精神寫的。社論宣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

１９日開始開會。

２０日、２２日、２4日、２５日在主席那裡開了幾次會。主席談得很活躍、和緩，但講話中插的那幾句話就重了。主席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願在那裡住，願到上海來。那時柯慶施和江青已聯絡較多。１９６５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來密謀策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文。

我們在西泠賓館吃過飯出去散步時，六個大區書記包括劉瀾濤在內，沒有一個敢和彭真並行，也不和他講話。我還和他講話，因為彭真１９３８年就是我的上級，關係可以。但我們也只能講些廢話，〃天熱了……〃。誰也不敢講正題。

4月２１日少奇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後回到杭州，主持了類似政治局的會議。因為少奇從３月２６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瞭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

王任重說：主席講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將毛主席的講話整理成一個檔案下發全黨。陳伯達說：那你根據你的記錄寫一下。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來。王任重記錄的特點是誰的話都記，但只記要點。我的記錄是記毛主席的原話，但是別人的插話就記不下來了。我一看他的記錄同我的不盡相同，就沒有往外拿我的記錄稿。王任重起草的檔案，後來改動很大，康生說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比如劉志堅回憶：4月１4日總理把他叫到釣魚臺８號樓說，中央確定劉和陳亞丁到上海參加一份中央檔案的討論和修改，這就是《五一六通知》。１６日他倆飛上海，當天陳伯達、康生、江青召開會議讓大家討論，５月１日劉回到北京。這就是說，第二次杭州會議還沒有開，中央已在組織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4月２4日，會議基本透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會議結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窮兩個人和彭真一道乘飛機回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在２６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車上，２７日上海到北京的飛機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