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次，他在一個縣委家裡吃飯，想找幾句話同主人談談，他便說：“你的胖胖的臉很像你父親。”那個主人很奇怪，問：“你見過他老人家麼？”他指著牆上掛的一張木刻像說：“這不是你父親麼？你看你的兩個眼睛多像他。”不防備把一屋子人都惹笑了，坐在他對面的人，忍不住把滿嘴的飯菜噴了一桌子。“天呀！那是劉玉厚嘛，你還不認識，同志，虧你還在延安住過。”“劉玉厚的像我看得多了，這個不是的，這真不是你父親麼？”他還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後來才又自己解嘲說，這張像不知道是誰刻的，一點也不像，只有古元刻的最好，古元到他家裡住過很久的。人家便又指著那木刻下邊的署名，他一看卻是古元兩個字。這一來他沒有說的了，便告訴別人，古元這個名字在外國如何出風頭，美國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裡有個天才的木刻家，古元同志。他認不認識古元，大家都不清楚，但他的確喜歡拜訪名人，只要稍微有名的人，彷彿他都認識，或者知道他們的生平；他更喜歡把這種交往讓那些沒有機會認識這些人的人們，和也沒有興趣打聽這些訊息的人們知道。

這都是他過去的事。他在延安住了一年，學習檔案，有過很多反省，有些反省也很深刻，並且努力改正了許多不務實際的惡習。他誠心要到群眾中去，向老百姓學習。但他去了之後，還是愛發揮些理論，把他那些學問，那些教條，那些道聽途說，全搬了出來。有時他也明白，這些不會幫助他接近群眾，不過可以暫時嚇唬住他們，和得到些尊敬，他便也很自滿了。

這次他用研究中國土地、農村經濟等問題的名義，參加土地改革的工作來了。組織上覺得讓他多下來學習鍛鍊是好的，便要他正式參加工作。可是到了區上之後，區上並不瞭解他，只覺得他談吐風生，學問淵博，對他非常客氣，也就相信了他，要他做了小組長，代表區委會，負責這個二百多人家的村子——暖水屯的土地改革了。

工作還剛剛在開始，文采同志便意識到有困難，這還不是由於他對村子上工作有什麼瞭解。而使他不愉快的，甚至影響到生理方面去的，是他覺得他還沒有在小組中建立起威信。

他認為胡立功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做做宣傳工作的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卻很驕傲，而楊亮又是一個固執的人。因此，不論考慮什麼問題的時候，他都會顧慮到如何能使這兩個人佩服他。他並不清楚婦女青年的情形，便分配他們去參加開會，他自己則領導農會，甚至不惜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來起草他晚上的發言提綱。這個發言既要包括豐富的內容，又要有精湛的見解，這個發言即使發表在黨報上，也將是一篇很堂皇的論文才好。

老董也被派到裡峪去了。裡峪離這裡三里地，只有五十戶人家。區上的意見，那裡不另派人去工作，一切由這個小組領導。恰巧裡峪住得有老董的哥哥，老董也很願意去，所以今晚的農會，主要就要靠文采同志主持了。

到了下午，那兩位年輕同志又不知鑽到哪兒去了。張裕民來過一次，看見沒有什麼事，也走了。文采一個人覺得很疲乏，天氣又熱，他就很無聊的倒在炕上，溫習他的發言提綱，一會兒他便睡著了，大約在夢裡他還會重複的欣賞著自己的發言提綱吧。

16　好像過節日似的

這天，很多家都把晚飯提早了，吃過飯，沒有事，便在街上溜達。好像過節日似的，有著一種新鮮的氣味，又有些緊張，都含著欲笑的神情，準備“迎春接福”一樣，人碰著人總要打招呼：“吃啦嗎？”“今黑要開農會呀！”大家都走到從前許有武的院子裡去。院子空洞洞的，一個幹部也沒有，門口來了個民兵，橫掛起一杆土槍，天氣很熱，也包著塊白布頭巾。他站在門口游來游去，有人問他：“什麼時候開會呀？”他說：“誰知道呀！好多人還沒吃飯呢，還有的在地裡。”人們又退了出來，可是無處可去。有的就到果園摘葫蘆冰去了；有的坐在小學校門口捧了半個西瓜在啃，西瓜水順著嘴流到胸脯上；也有人嗑著瓜子，抽著煙。他們一看見有幹部過去，就大聲的嚷：“趙大爺！還不開會呀！叫紅鼻子老吳再響遍鑼，唱上一段吧。”趙得祿年紀也不過三十多一點，可是輩分大，人都管叫爺爺。他好像忙得要死似的，老是披著一件舊白布褂褂，總是笑臉答應：“嘿，再等一等嘛，天一黑就開會。”張裕民也不斷從這裡走過，一有人看見也要問他：“三哥，今晚開會有咱的份沒有？”“你真尋人開心，有沒有份你自己還不知道，你在不在會嘛；是貧農就都有份！”旁邊聽的人都笑了，在不在會自個兒也摸不清，真是掉在漿糊鍋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