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願考上重點大學。不幸的是沉重的學習負擔和升學壓力，使原本開朗活潑的她變得暮氣沉沉、一臉倦容，看上去與她的年齡極不相符。

美方家庭是當工程師的馬克一家，有兩兒一女三個孩子。身為工程師的馬克也深知知識的重要性，但他更注重孩子的愛好和潛能，更注重發現和培養孩子獨立的個性和創造力。老大傑琳性格穩重，對數學特別感興趣，馬克便有意為女兒提供各種涉獵數學領域的機會，讓她在數理奇妙的王國裡尋找自己的快樂和發掘自己的創造力。經過多年培養，傑琳已以優異成績成為哈佛大學數學系的一名高才生。老二奎頓，活潑愛動，好奇心強，家裡的玩具、電器經常被他拆得七零八落。對奎頓的行為馬克從沒訓斥過，反想辦法為孩子創造更多的“拆卸”機會。目前，奎頓剛進大學不久，就已有了幾項發明，成為一個有鮮明獨創性的學生。老三喬治喜歡體育活動，善於人際交往，尚在讀中學，已是校園足球隊出色的前鋒，還是一個很有領袖風格的學生幹部。馬克夫婦對三個孩子的學習雖十分關注，但從不強迫，總是因勢利導，激發孩子們的學習興趣和創造性思維能力。孩子們在家長的引導和鼓勵下，都先後找到了最佳的發展方位，卻沒影響到自己的學習。

對照中美兩個家庭的教子方式，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差異。中方家庭用的是死讀書、讀死書的方式，讓孩子在高考獨木橋上拼命去擠，無論擠得上擠不上，孩子在生活上和創造力上往往都很容易因單一、呆板的教育模式而變成低能兒。而美方家庭因材施教、因勢利導的教育方式，卻使孩子的潛能得到了充分發掘，無論孩子將來是做高科技的研究型人才，還是做領袖、做技術工人，他們的創造能力都不會因僵化的教育方式而被磨平。

面對差異，我們不能不認真審視導致兩個家庭不同教育模式的原因。

中方趙大明家的教育模式絕不是個案，而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而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複雜和深層次的。

首先是中國傳統“學而優則仕”觀念對廣大家長根深蒂固的影響。絕大多數家長認為只要學習好，就能跳龍門、就能出人頭地，這就導致了家長拼命逼孩子死讀書。

其次是傳統應試教育體制的制約和引導。應試教育的特點就是以分數取人，只有高學分才能上好學校，而上了好高校就有了優先就業、到好單位就業的先決條件。因此，應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任何想擺脫考分進行創造性學習的企圖，引導孩子往讀死書這條可悲的路上走。更為不幸的是，多年來我國教育管理部門也是以學分和升學率來對學校和老師進行管理和考核，導致老師不得不兩眼緊盯考分對學生進行教育。據報道，2006年5月，海南一小學為學生能考出高分數，老師竟帶著學生集體到神廟求神保佑。老師為分數的迫切心情真是“蒼天可鑑”！

其三是社會就業中用人單位唯學歷論的推波助瀾。近十幾年來，唯學歷論在一些用人單位愈演愈烈，唯名校、唯熱門專業、唯高學歷，把不少有實際能力的人拒之於就業大門之外。前一段曾流傳某工廠招收門衛，其前提條件是大學本科畢業；某街道辦事處招收一收發員，必須是名牌大學圖書管理專業畢業，還要有學士學位。不知這是笑話還是事實，但這種現象肯定存在。正是這種用人上機械呆板的唯學歷論，才從最根本上導致了千千萬萬趙大明這樣逼孩子讀死書家庭的出現。這是家庭的悲劇呢？還是教育或社會的悲劇？

馬克家的教育模式在美國不是個案，而是一種普遍現象。在美國和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他們重學歷但更注重的是綜合素質和能力。美國的大學包括國際著名學府，在招收新生時，都十分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經歷和實際動手能力。因此，他們的孩子從小學開始就有到社群義務勞動的習慣，孩子透過義務勞動，一是很早就開始接受社會實踐，積累生活經驗，不至於像我們一些孩子麥子韭菜分不清，機械臂當作變形金剛，讓人啼笑皆非；二是有打義工的記錄，學校錄取時可做參考。沒有這類記錄，在進入大學時就會被認為缺少實際能力，除了參加社群勞動，像馬克那樣，他們還非常注重孩子不同個性和潛能的發掘。可以說他們的教育是比較寬鬆的，但又是充滿活力和充分體現創造性的，在這種環境中，創造型人才的各種潛能是很容易被挖掘出來而不是被葬送掉。

教育孩子是一項社會工程（3）

不僅是學校教育，美國的企業也非常注重為創造型人才提供寬鬆的環境和挖掘潛能的機會。在美國著名的Google公司，大多數辦公室都沒有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