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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兒玉譽士夫，說起來他對暴力的痴迷雖然一以貫之，但二戰前後的兒玉還是發生了很大變化的——從軍國主義狂熱分子變成了一個事實上的黑社會帶頭大哥！兒玉身上所體現出的“行動派”右翼對“任俠系”黑社會的滲透和統合，其實恰恰代表了二戰後日本右翼和黑社會發展變化的趨勢。1936年從監獄放出來後，兒玉譽士夫旋即加入了右翼政治團體“國粹大眾黨”。1937年，他獲得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河相達夫的賞識，逐漸開始介入對中國的情報特務工作。淞滬會戰後日軍侵佔上海，兒玉譽士夫受海軍委託在上海建立特務情報組織，這也成為他聚斂財富、建立貫穿日本政經兩屆人脈的起點巖川隆著：《日本的地下人脈》，光文社1983年版。作者在此書中認為，日本政治影響很大的政治資源圈子有“中曾根康弘的海軍人脈”、“岸信介的滿洲人脈”與“兒玉譽士夫的上海人脈”。能與兩位首相的勢力並列，可見兒玉的影響力……獲得了日本政府和軍部支援的兒玉，年僅27歲就指揮著一個可以對中國人生殺予奪的特務組織——“兒玉機關”。據美國陸軍情報部的內部報告，兒玉機關當時在上海不但插足鹽鐵交易，強佔礦產資源、農場、養魚場等，還經營秘密武器工廠，甚至販賣海洛因。其所擁有的財富，一度達到了驚人的1�7億美元。日本憲兵還曾經因兒玉中飽私囊太過分而將其逮捕入獄。但由於得到當時日本右翼元老、神風敢死隊首倡者大西瀧治郎海軍中將的庇護，兒玉很快就被放了出來。1942年他還煞有介事地參加了日本第21回眾議院議員的選舉，在東京5區的所有候選人中得票率位列第8位。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二戰前的兒玉，仍然只是一個標準的行動派右翼分子，儘管崇尚暴力，且與某些黑社會人物關係不錯，但卻沒有明確證據表明兒玉已經開始滲透並控制黑社會組織。他所掌握的兒玉機關，也還是一個拿編制、有經費的正規特務組織。
第22節，
二戰後，美國佔領軍當局一度非常積極地打擊極端國家主義，摧毀日本“行動派”右翼極端勢力的組織，明確戰前曾在政府機關出任公職的右翼政治家不得擔任任何公職。多數右翼政治團體被強行解散，一度有煙消雲散的趨勢。然而，由於中國等二戰中備受日本軍國主義戕害的國家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和話語權，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清算工作完全被美國一國利益所左右。昭和電工案後，美國佔領軍當局擔心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等進步力量藉助工人運動的力量掌握政權，影響自己的防共反共大業，竟然將盟軍統帥部的首要政策目標從遏制軍國主義變成了反共，負責反共情報工作的盟軍總部參謀二部（G2）逐步掌握了對日政策的主導權。參謀二部部長查爾斯·安德魯·威洛比（CharlesAndrewWilloughby）與日本右翼走得也比較近，曾遭打擊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馬上死灰復燃，藉機抬頭。1952年（昭和27年），時任法務總裁木村篤太郎就以反共的名義提出，要撥專款3億日元建立一支忠於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二十萬人拔刀隊拔刀隊：日本西南戰爭中，由精於日本劍術的東京警察和舊日本武士組成，專門用於貼身白刃戰的部隊，有點類似於中國的“敢死隊”。”。這一構想，雖然由於時任首相吉田茂的強烈反對而最終流產，但木村等人卻轉而藉助“任俠系”日本黑社會組織的力量。據說，為了獲得黑社會的“協力”，木村向黑社會老大提出了“今後對於賭博犯罪，只要不是現行犯，就一律不管”的條件作為交換。
日本的“行動派”右翼團體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這兩個中國人聽起來可能覺得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東西其實有很多共同點：“行動派”右翼鼓勵個人“敢想敢幹”，透過暴力實現極端國家主義的政治訴求，其邏輯非常簡單血腥——“不喜歡支援孫中山的首相犬養毅沒問題，殺上門去砍了那個老頭，然後大喊幾聲天皇萬歲，你就是日本的英雄”；而後者則同樣崇拜天皇，將其視為黑社會組織的最高精神領袖。在“任俠系”黑社會組織內部的重要儀式上，那些作為見證人的黑社會大佬的背後或者頭上，總是會掛上寫著“天照皇大神”的條幅，頗有“天照皇大神（天皇）”才是這些宗教儀式的最終見證者的意味。在贊成使用暴力、鼓吹日本民族優越論等方面，“任俠系”黑社會與“行動派”右翼更是如出一轍。如果說兩者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行動派”右翼不屑於幹一些“任俠系”黑社會組織所從事的開賭場妓院等事情，他們謀求的首先是國家權力，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