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供認起訴書所指控的“是事實”，並向法庭供述：“一九六七年八月初，‘聯司’企圖在全市組織一個‘支聯總部’，被我發現以後，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抓了他們約三十多人。因為我考慮‘聯司’在上海雖然人數不多，但能力比較強，已經威脅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存在，當時上海不安寧，就是‘聯司’的問題。我就想把這個組織徹底解決掉。開始時，由於它是‘工總司’的下屬組織，還是用說服的辦法，後來兩派鬧得比較厲害，我就考慮把它搞掉。八月三日晚上，上海市各群眾組織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控訴了所謂‘聯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總司’的所有委員研究如何搞掉‘聯司’的問題。控訴‘聯司’大會以後，我決定調動隊伍圍攻‘聯司’。八月四日早晨，大約調了四萬人，實際上去了十多萬人，把‘聯司’包圍起來，下午開始圍攻，到晚上就把‘聯司’砸掉了。這件事，主要是我策劃的，與其他人關係不大。”

審判員問：“這次武鬥，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你應負什麼責任？”

王洪文答：“傷亡了幾百人，主要由我負責，我是有罪行的，我應該向全國人民認罪。”

法庭宣讀張寶林一九七七年十月的證詞、王承龍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證詞，葉昌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證詞，並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證。徐潘清證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親自策劃、指揮了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群眾組織的武鬥事件，對群眾進行血腥鎮壓，犯下了嚴重罪行。他說：“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經過策劃，調動了十多萬人，開動近千部各種機動車輛和船隻，從水陸兩路對上海柴油機廠進行圍攻，他們切斷水電，用二十五噸履帶式大吊車在前面開路，後面跑著頭戴藤帽，手持各種棍棒、刀斧和武鬥工具的受矇蔽的人員，抓到一個毒打一個，把男的上衣全部剝光，女的上衣撕破，作為標記。在這次武鬥事件中，被關押打傷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醫治不愈，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有的成了殘廢，群眾的財物被搶劫一空。工廠損失達三百五十多萬元，廠房修理費花了十四萬元。”

說實在的，八月四日那天，張春橋的神經一直處於高度緊張之中。

他在上海，卻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線，而給自己留好了後路；如果砸“聯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國的輿論譴責，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乾二淨；當然，如果大獲全勝，他可以對王洪文此舉表示支援。他，畢竟已是“中央首長”呵。

八月五日，張春橋在上海公開露面了。面對著電視攝像機鏡頭，張春橋狡黠地用這樣的話表態：“許多人問我，‘八·四’行動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車到上海街頭轉了轉。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攤一攤在路邊乘涼。他們的臉上掛著笑容。我想，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對‘八·四’行動是滿意的，高興的。他們的笑容，已經很明確地答覆了‘八·四’行動好不好。……”張春橋故意打了個拐彎球。他的話，明明是表示了對王洪文的支援，卻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象泥鰍一樣的滑！

直至九月一日，“八·四”事件過去二十多天了，張春橋在北京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才把話講得實實在在、明明白白：“最近上海發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歡迎的事，說上海市革委會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張某人和姚某人靠邊站。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鎮壓了‘上柴聯司’，北京學生支援它。對於上海市‘工總司’的行動，我完全支援。他們完全對的。這個廠武鬥近一年了，涉及到從廠黨委，到八機部體系的黨委。後來發展成為所有反革命勢力聚集點，形成一個反革命，形成一個反革委會、分裂上海工人、學生運動的勢力。到處打人，打死人，革委會要求交出打人兇手，革委會的人也被打出來了，革委會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這種情況下，‘工總司’連夜召開十萬人大會，包圍了上柴廠，要求‘聯司’交出打人兇手，釋放革委會代表。他們拒不交出，反而主動出擊，群眾一急之下，衝進廠去，打了個殲滅戰，這仗打得很漂亮。這不是哪個去指揮的。這叫鎮壓群眾？那無產階級專政還要不要啦？”

作為王洪文的後臺，張春橋不僅對“八·四”行動表示“完全支援”，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飾：明明是有預謀、有策劃、有指揮的血洗“聯司”，卻輕輕巧巧，被說成了“群眾一急之下，衝進廠去，打了個殲滅戰”。

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

張春橋在八月四日那天，全身神經象繃緊的弦，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