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二十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我並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並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徵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現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後，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里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並在，擔心與愛憐奔湧。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2）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呆就是十年。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並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彙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檻一向極高，等閒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北大校長鬍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

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於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後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　湯用彤　）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彙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侷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開啟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做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託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並設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作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並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歷史上的友好關係，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於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於鑽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據說後來由於想寫完《　中國哲學史　》，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係。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於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拼命，沒有餘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回國以後，迫於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　浮屠與佛　》，一篇是《　列子與佛典　》。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適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爭吵到面紅耳赤的問題。我根據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兩老我都不敢得罪，只採取了一個騎牆的態度。我想，適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我只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