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跡。

就在這個小女孩打量著眼前陌生的一切的時候，一位老婦人也在打量著她，眼裡充滿了淚水。一個小夥子擦著汗水說著情況。

小女孩的母親剛剛去世，年僅31歲。這個在今天來說還很年輕的年齡，在那個年代卻意味著已經飽嘗人間苦難。這是一個艱難的家庭，就像中國一樣多災多難；這也是一個頑強的家庭，像中國一樣從未在艱難中彎下腰桿。

小女孩的父親是鄰村——武家坪村的一個農民，子女眾多，當時已有四子二女。小女孩的大哥在太原總機廠當工人，透過自己的努力和勤奮被選派到蘇聯學習技術，歸國後到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作，後來當上了車間主任和工會主席。二哥很早就參軍，先後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先後跟日本人和美國人在戰場上拼殺，堪稱百戰餘生的老兵。三哥、四哥也都透過自己的學習成長起來。在1950年，因為母親去世，父親無力撫養這麼多孩子，所以安葬完母親後，讓哥哥揹著小女孩把她送到外祖母家。由此開始，這個外村來的小女孩一生都與大寨聯絡在一起，和大寨一起輝煌，一起失落，一起奮起。

這種事歷史上也有過，但確實少（2）

她的外祖母年輕的時候是給地主家做飯的燒火丫頭，後來嫁給了一位非常貧寒的農民，育有四子一女，四個男孩子餓死了兩個，病死了一個，最小的一個戰死在抗日戰場上。她的外祖父四十多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只剩下了她的外祖母和母親。如今，她的母親去世後，外祖母家門戶蕭條，一家7口就剩下她一個人，守著最小的兒子留給她的“光榮烈屬”的牌子和每月幾塊錢的救濟金，以及兩眼解放後從地主家分得的土窯洞。

對外祖母來說，眼前的外孫女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將把這個小女孩撫養###，並在她長大之後接受她的贍養。從小女孩到大寨的那一天起，大寨人的視野中就出現了一對相依為命的祖孫倆。老人是小腳，顫顫巍巍地走在前面；小女孩拽著她的衣襟，跟在後面。老人走到哪兒，她就跟到哪兒。就好像一個怕丟了姥姥，另一個更怕丟了小外孫女似的，那是真正的相依為命。

周圍的人們對祖孫倆比較照顧，一方面是感嘆她們的艱辛與苦難，中國人從來不缺乏憐憫心；另一方面則是認為她們的親人為國家作出了貢獻，在那個年代，軍烈屬的身份在人們的心中還是沉甸甸的。

人們迅速接受了這個出現在大寨的外村人，只有在小女孩和小夥伴的嬉戲中，偶然產生一點小爭吵，才會口無遮掩地斥責她是外村人。童言童語宛若山間的風，只是吹過而已，留不下什麼痕跡，大人們也只當是一句玩笑。但對這個小女孩來說，這種偶爾的小衝突讓她十分謹慎小心，顯得比一些同齡的孩子更加成熟。她不會向外祖母撒嬌，不會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她常常靜靜地坐在一邊看著外祖母做針線活。好多次當外祖母去給她做飯的時候，她就接著幹起來。一會兒，外祖母回來一看，總是微笑著拆掉重做，沒有訓斥，也沒有讚賞。

小女孩從來不問為什麼，她知道肯定是沒幹好。但當她看著年紀越來越大的外祖母踮著一雙小腳，費力地為兩個人的生活操勞著，心裡總不是滋味。終於有一天，她對外祖母說：“你現在教會我做針線活吧，等我長大了我給你做，萬一你眼睛看不見了，花了，我給你做。”從那一天起，外祖母開始教她做衣衲鞋，做飯炒菜。“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艱難的生活給了她最大的財富——生活的技能和麵對苦難的忍耐力，這將對這個小女孩的一生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這個小女孩來說，另一個重大的影響來自鄰居家經常徹夜不熄的燈火。她家住東窯，有一戶鄰居住北窯。男主人叫賈進才，是大寨的黨支部書記；女主人叫宋立英，與小女孩的外祖母有些親戚關係。

賈進才和宋立英兩口子堪稱患難夫妻，賈進才本為同村富戶賈登元之侄，因為家貧寄養在賈登元家。他7歲幹農活，14歲就成了田裡的行家。名為賈家的侄兒，實為賈家的長工。35歲時，賈登元以150斤玉米替賈進才買宋立英為童養媳，宋立英同時也是賈登元家的傭人。1945年9月，昔陽解放，實行土地改革，大寨35戶農民分得土地400多畝和一些生產用具，賈宋二人才有了立錐之地，開始獨立生活。一年之後，賈進才加入共產黨，並迅速成為大寨的首任黨支部書記。他在大寨組織互助組進行生產，支援解放戰爭。

宋立英成為大寨第一個女共產黨員，堪稱大寨第一個“婦女運動”的領導者。她掙脫傳統“三臺”（灶臺、磨臺、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