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著；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蔣的話幾乎是傳誦一時，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王陸一系“三原才子”，于右任的得力助手。孫中山奉安南京時，徵哀詞，應者數百，惟王的哀文膺選，受世人稱讚。他後來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秦晉監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為王立碑紀念，時值抗戰國難，關中復又大旱，饑民載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于右任對倡議者說：“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本社同人的宣告》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

雷海宗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轉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無應付局面的能力。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從東漢末年的黨禍、宋朝的新舊黨爭直到明末的東林黨，“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為。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為意氣與權力的競爭；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並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

陳寅恪說：“綜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於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遞嬗之間季，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並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之所為適與相反。於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於是矣。”

開羅會議，蔣介石夫婦對英國不援助中國老底看穿。蔣在日記中說：“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楷模也。”

陳獨秀晚景淒涼，為其做傳的王森然說：“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已動為大教，其餘，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並赫赫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詛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隱以陷害之？此村婦相誅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這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富所處之時代。嗚呼，如此雞鳴狗盜，橫長權柄，乃國之大哀也。”

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

胡適始終支援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1945年7月，蔣介石派國民參政會議代表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五人訪問延安，毛澤東一見傅斯年就以學生身份請傅代他向胡適問好，傅就便和毛做一夜長談。毛給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時可謂有天壤之別：北大時毛澤東是窮弱書生，旁聽者，傅是風頭人物，學生領袖；延安的毛澤東有很強的個人權威，氣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風並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禮堂，看到各地領導獻來的密密匝匝的錦旗、決心書等，傅情不自禁地說：“堂哉皇哉！”

陳光甫對王世傑說，國民黨若自動取消一黨專政，可說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

張季鸞看重記者的作用，他對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他又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