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熱烈鼓勵的態度。如果互罵幾句還沒有達到這個結果，周圍往往一片慫恿；“對開！”　“對開！” 兩個人在車站下車後對打時，車子會停一陣，不是等他們打完上車，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讓滿車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飽眼福。 只有在發現提議“對開”的對手是瘦老頭的時候，這方的態度才會緩和下來，因為代代相傳，“路邊瘦老不可惹”。當然不是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極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很值得稱道，那就是不能在車上“對開”。公開的原因是怕傷及無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開手腳。因此，如果有兩個年輕人在車上打起來了，全車都瞧不起。這種風氣全市普及，使車上顯得很安全，不必擔心橫拳飛掌擦面而過。 我當時乘公共汽車最感擔心的，是怕車上有竊賊。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們偷了哪個人後整個車子開到公安局，每個乘客被搜身。這會耗費很多時間。 這樣的事情，當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經無法想象，但在那時，卻是家常便飯。如果車上有一個人突然尖叫一聲：“售票員，我的皮夾子沒了！”接下來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裡邊有多少錢？”售票員問。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開分局！”售票員立即作出了決定。他所說的分局就是某個區的公安分局。 車上有幾十人，在那貧困的年代，大家都覺得這十元人民幣是一筆財產，對車子不停站直開公安局毫無異議。這車上，很可能有即將上課的教師，手握大把門票的運動場管理員，急於開刀的醫生，但是，沒有誰想到要阻止這個行動。 如果有一個乘客對此稍露不滿，哪怕是說　：“老孃有病，在家等我”，全車的目光都“刷”地對準他，把他看成是試圖逃脫的竊賊嫌疑犯。 於是，每個人都要裝扮出坦蕩從容、滿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雙手來的時候，還笑容滿面。 所有的人只想著表白自己沒有偷，不僅對自己和別人的權利、尊嚴毫無興趣，甚至對於真正的竊賊也沒有氣憤。如果這事發生在夜間，車上幾個聰明人就會向售票員提議，把車廂的燈關閉一下，讓那位錯拿了別人皮夾子的先生有機會把皮夾子扔在地上。這種提議很容易透過，等車燈一閉一開之後，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腳下有皮夾子。這是提議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還是別人扔的，誰也不感興趣。因此，在這樣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竊賊的意識。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這樣的事，在19路無軌電車上經常遇到，因為這路車的起點宜昌路和終點提籃橋，都是當時的貧困地區。 幸好今天沒有遇到，否則，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靜安分局、閘北分局還是虹口分局，趕不上車部長約定的時間了。 但是，由於在車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圍觀起鬨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對正在開始的清查運動擔憂起來。&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隱秘的河灣（4）

不高的個子，花白的頭髮，渾身的精力，車部長一見面便稱讚我那篇談魯迅佚文的論文。我說，原文會更好一點，被人改了。他說，在那種形勢下還寫學術論文，是一種勇敢。 談話剛開始就被電話一次次打斷，後來他乾脆把我從會客室拉進辦公室，在他接電話的空隙中交談。一聽就知道，電話多數是新任上海市委書記蘇振華本人打來的，這天他倆在反覆通報著一些正在從北京調入的高層幹部的情況。 從交談中得知，他對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經歷瞭如指掌，並備加讚許。是誰告訴他的呢？我好奇地詢問，他神秘地說：“我有多頭情報。” 我首先猜測是海軍方面。由於老朋友張攻非的關係，我在十年間結識了一些海軍高階官員，就連後來擔任過全國海軍參謀長的安立群將軍，那年月也總是把吉普車停在我們秘密聚會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條陋巷口，與我們一次次討論著在風聲鶴唳的寒冬間的行為選擇。而車部長，正是來自海軍。當然，“情報”也可能來自我所在班級裡的一些高幹子弟，也可能出自車部長他們接管上海幾個月來的調查。 他這天找我，是問我對上海宣傳文化系統清查運動的意見。 我說：“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運動？”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會兒，終於點了點頭，說：“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運動看來是免不了的了。” 我說：“那就要請您緊緊掌舵，不要放過真兇首惡、重大事件，但必須警惕有人胡亂指控、顛倒輕重。我已看到大量讓人擔心的跡象。我們國家有一批永恆的運動積極分子。” 車部長同意我的意見，動員我擔任寫作組系統文藝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負責向我所在的學院打招呼。 我